历史是家族的记忆，历史是民族的记忆。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华夏民族是一个重视历史著述的民族，而河东裴氏就是一个重视治史的家族。他们不但重视家族史的研究，而且重视祖国历史的研究；他们不但治史的著作如林，而且产生了一些著名的史学家。所谓“史学三裴”，即裴松之、裴骃、裴子野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裴松之的《三国志注》、裴骃的《史记集解》和裴子野的《宋略》，都是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著作。他们祖孙四代三人，都在史学上做出了杰出的成就，形成了河东裴氏家族文化和家学传统的特色，是河东裴氏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卓越贡献。
    裴松之及其子、孙所生活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门阀世族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时期。门阀世族制度与儒学传统相结合，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拥有很大的特权。南朝时，在学术上重视四学，即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史学是当时士人追求的一种大学问。学校设史学专科，书籍有史学专门部类，历史的学习和研究渐成风气。私人撰史有长久的历史传统，但在这一时期还没有史书官修的严格限制。南朝的士人大多从北方迁来，带来了北方中华文化的精华。这些客观因素有利于南朝史学的发展，而河东裴氏也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进行着史学方面的创造性工作。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其先世为河东闻喜人。他出身于世家大族，官宦之家，有着读书学习的良好的家庭环境。他8 岁时就学完了《论语》、《毛诗》。20岁时进入仕途，在东晋孝武帝朝任殿中将军、员外散骑侍郎，晋安帝朝任吴兴郡故彰县令、尚书祠部郎。他看到社会上许多达官贵人“立私碑，有乖事实”，就上表建议严加管理，不使这种欺世盗名的行径贻误后人。这是很有见地的。 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年），太尉刘裕领司州刺史，率军北伐，以松之为州主簿。攻克洛阳后，松之即在洛阳任职。刘宋皇朝建立不久，即召回江南，任太子洗马、零陵内史、国子博士等职。宋文帝元嘉三年（426年），兼散骑常侍。 宋文帝分遣16人为大使，巡视各州，松之赴湘州。他“广询治要，观察吏政，访求民隐，旌举操行，存问所疾”，史称“松之甚得奉使之义，论者美之”。转中书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封西乡侯。宋文帝以陈寿的《三国志》过于简略，令松之为之作补注。经过三年辛勤耕耘，松之于元嘉六年七月完成《三国志注》。宋文帝览后非常满意，称赞它为不朽之作。此后，裴松之又先后担任永嘉太守、通直散骑常侍、南琅玡太守。元嘉十年致仕，又任中散大夫、太中大夫，兼领国子博士。元嘉二十八年，已届80岁的裴松之奉命编撰本朝史，不幸与世长辞，未能如愿。他一生的著作很多，除《三国志注》外，还有《晋纪》、《宋元嘉起居注》、《裴氏家传》、《集注丧服经传》和《裴松之集》等，只有《三国志注》留存至今，其他都亡佚了。
    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将《三国志注》的内容总括为四项：“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寓意有所论辩。”简言之，即补阙、备异、矫妄、论辩。裴注所引据的书，据清人赵翼统计有150余种，而近人王仲荦统计应是210种，可见裴松之用功之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裴注“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厓略。义多首尾完具，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这说明《三国志注》在历史文献学上有着重要的价值。
    重视名著，尊重名著，完善名著，这是裴松之对待史学名著的基本思想和态度。西晋初年，陈寿撰《三国志》，记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历史，获“良史之才”的美誉，《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一起，并称“前四史”，为二十四史中的上乘之作。裴松之对《三国志》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称它“铨叙可观，事多审正”，为“近世嘉史”。但是陈寿以当代人记当代事，许多史料看不到，不难免有种种顾忌，因此，使《三国志》文字太简略，也有失实之处。自《三国志》成书，到裴松之作注，已有130多年， 有关三国的史料已比陈寿时丰富多了，关于三国的历史著作也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就裴松之的才华，他完全可以撰写出一部新的“三国史”来。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宁可为《三国志》作注，使它更加完善，做那种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事。对待史学名著，首先是重视它，研究它，如有可能则可以做一些补苴罅漏的完善性的工作。这是裴松之正确对待名著给予我们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