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5-6日,由宁波大学史学史研究所(公众史学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公众史学研讨会在宁波大学成功召开。这次会议是钱茂伟教授负责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公众史学研究”内容之一。复旦大学历史系张广智教授、台湾中兴大学周樑楷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比较与公众史学文学硕士总监马木池博士、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新、新历史合作社唐建光总编、河南师范大学王记录教授等23位两岸三地学者出席了大会。此次会议与2013年上半年重庆大学会议、下半年苏州会议相比,会议的亮点有四:
    一是会议形式完全以圆桌讨论形式进行,取消了领导讲话和论文宣讲,使会议的效率和信息量大为提高,各人智慧不断得到激荡。二是讨论话题更加鲜明。会议的发起人钱茂伟教授根据自己对公众史学学科框架的建构,将研讨会划分为七个分会场,每场设置一个讨论主题。这七个主题分别是影像史学、学科建设和学科教育、通俗史学、小历史书写、口述史学、公众网络历史、文化遗产。每个主题都有充分的讨论空间,学者争相发言,十分活跃。这样的话语主题设置,突显了宁波大学对公众史学学科框架的设计理念。三是参与人员的代表性与多元性强。周樑楷教授、张广智教授是海峡两岸公众史学的鼻祖,这次二位老先生有幸聚会宁波,这是公众史学学科发展史上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事件。河南师范大学的王记录教授、山东大学的郭震旦教授、河北大学的杨倩如博士、中国传媒大学的吴立会,他们的参会增加了北方高校的布点工作。而新历史合作社“我的历史”计划执行总监渠馨一、崔永元永源基金会向晓静的参会,则使小历史书写有可能扩展到全国高校大学生中去。团结更多的专家参与公众史学学科建设,是本次会议的宗旨之一。四是会议记录方式的更新。本次会议发言实现了全程录音、录像,会后整理出录音稿5万5千字。本综述截十分之一精华,以供分享。
    一、学科建设与学科教育
    一门新学科的建设离不开科研和教学两大支点,公众史学亦是如此。宁波大学钱茂伟教授关注了学科框架、学会与网站建设三大问题。“我们必须把公众史学具体的框架搭起来,让人家看了可以一目了然,可以让一些年轻人有一些遵循。在前人的基础上,我把公众史学定义为六大块内容:第一是小历史书写,第二是通俗史学,第三是口述史学,第四是公众业余写史,第五是影像史学,第六是文化遗产。这次论文集是按这个框架设置的,前几天做起来的中国公众史学网站也是按这个框架来设置的。这次会议就是希望来探讨这个问题,公众史学到底应该包含哪几块,还可以增加哪几块,各方向名称合不合适,各方向包含哪些话题,我们想先抛出来,然后慢慢地尝试着解决它。”经钱教授的倡议,与会的主要专家讨论了中国公众史学研究会成立事宜,最后决定成立筹备会,拟在下半年会议上正式成立研究会。宁波大学主办的中国公众史学网(http://www.chinapublichistory.com),也在会前正式亮相。
    浙江大学陈新教授关注了发表平台与师资培训方面的建设。公众史学要筹办自己的刊物,目前确定先以书代刊,使研究公众史学的学者也有相应的出版园地。在这个刊物没有成为大家认可的刊物之前,会借助现有的一些核心期刊,以开设公众史学专栏的形式,将优秀的公众史学论文公开发表。今年的7 月,将在上海师大举办高校教师首届公众史学培训。这个培训同时是我们面向国际化的一个合作项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参与了合作项目。
    在学科教育方面,目前,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已经设立了公众史学课程,温州大学设立了口述史课程,而宁波大学在课程设置上走得更远,在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下设立了公众史学研究方向,开设了公众史学、口述史学二门课程,其中公众史学课程已经列入宁波大学研究生重点课程建设行列。在本科阶段,率先设置了公众史学模块,据宁波大学李小红副教授介绍,包括4 个必修课:公众史学、文化资源学、文化传播学、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7-8 门选修课:小历史书写、网络史学、历史影像学、历史文化的创造与策划、档案管理学、城市文化管理、文化产业管理概论等。在全校核心通识课程中,开设了公众史学课程。
    华东师大孟钟捷教授认为公众史学课程建设需要解决三大问题:“公众史学这么一个课程为什么要设置?通过怎样的方式去教?到底教什么?”结合德国公众史学发展状况,他提出的中国公众史学建设的初步设想是:模块而非讲座式,全球史而非当代史,抓好教师队伍建设,以项目为导向。那么,课程模块开了以后由谁来教?钱茂伟教授提出一个建议:“高校新进来没有课的博士,可以做公众史学新课程,给他们半年或一年的时间,好好备备课,通过设置课程项目的方式来实现自我培训。”
    除了课堂教学,上海大学徐有威教授强调实践不可或缺。比如可以让学生跟着老师做一些校外的项目,“如果要拍片,最好是跟着电视台去拍”,这样可以学到很多课堂里学不到的东西。
    专业硕士建设的初步规划。在这个方面,香港中文大学走在了前面。早在2004 年,香港中文大学就已开设了比较与公众史学文学硕士课程,类似内地的专业硕士。马木池介绍了设专业硕士的理由,因为招生数量多,影响面广,他们每年大概招100个研究生。十年下来,中文大学培养出了八百多个毕业生。这些学生不一定要求是历史专业的,各个学科的都有。如此,公众史学就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不同学科交流的平台。这为大陆未来设立类似的专业硕士提供了直接可借鉴的经验。
    华东师大孟钟捷教授认为:“无论从学科本体还是社会发展而言,公众史学的学科化之路,在各国都呈现出整体性与多样化的双重特征。所谓‘整体性’,即公众史学的崛起都是对社会急剧转型、历史编纂学的后现代转向以及历史学毕业生就业紧张形势的积极回应,都试图融合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维度;所谓‘多样化’,指的是各国在学科地位(隶属还是平行于一般历史学专业)、培养层次(本科还是硕士)等问题上各有侧重,并没有统一模式,即便在一国之内,公众史学的培养方案也存在多种类型。由此,中国的公众史学学科化之路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当是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