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作者用了相当大的篇幅研究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研究它在20世纪的经济变化、它的危机、由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在世界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它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等问题。但是，作者又更加关注着社会主义的发展。尽管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卫道士已急不可耐地断言，“到下个世纪，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并且已经抛出“论述共产主义的最后危机的书”--《大失败》。我们一些同志面对目前社会主义中的某些问题也困惑、彷徨，谈起社会主义终将代替资本主义总觉理不直，气不壮。有的甚至以轻蔑的口吻嘲笑社会主义本来就不行，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和可能。面对这种形势，作者不仅没有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反而对这一问题倾注着极大的热情，以冷静的深入的分析作出自己的结论。作者首先引用了列宁的重要论断：“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并认真考察了从十月革命到苏联解体的全过程。在充分肯定了苏联革命与建设的正面经验和历史功绩的同时，作者又从整体化的角度总结了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训，特别指出，“由于斯大林在战后提出的两个平行市场理论，使越来越不适应世界历史潮流的苏联经济体制不能及时加以改革，并使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脱离本国国情照搬苏联模式。这些使社会主义国家在战后很长时间实行了脱离世界关门建设的方针，严重限制了生产力发展和世界交往，影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作者由此而指出，“历史的深刻教训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要在世界的整体发展进程中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又要对外开放，在坚持社会主义中对外开放，通过对外开放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成果。如果不是这样，就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在封闭中日趋落后，停滞不前。二是在开放中放弃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注：李植枬等主编：《20世纪世界史》上卷，第52页。）但是，作者又满怀信心地指出，一旦社会主义国家解决了怎样认识社会主义和如何结合本国国情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社会主义必定会焕发出青春的活力。中国的发展就是证明。这种对社会主义国家经验教训的认真总结，给了我们许多启示。
    此外，该书对于将在21世纪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越来越大作用的第三世界给予了应有的关注和高度的评价。该书指出，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今日第三世界各国选择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这“是在与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发展的”，而它们在联合国中日益增强的作用，它们对国际经济旧秩序的改造，以及在推动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改变国际政治总格局，推动世界人民新觉醒上的作用，都说明第三世界是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主力军。
    四
    《20世纪世界史》的另一个优点是，在对一系列具体问题的分析上都做得相当认真并取得了明显的进步。这是进行宏观整体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因为，我们强调宏观整体研究绝不意味着否认或轻视中观乃至微观实证研究。如果这种研究并不脱离正确理论指导，不脱离宏观整体的认识，就只会丰富加深对世界整体的认识。反之，如果没有对具体问题深入细致的研究，所谓宏观整体研究就可能成为概念化的主观构建的框架。因为“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和特殊的事物，逐步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注：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9-310页。）。
    以下几个例子，或许可以作为本书做得比较成功的佐证。
    例一，对1956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介绍和分析。过去一些着作对此的介绍与评价都比较简单。而《20世纪世界史》首先引用了毛泽东同志对该报告一分为二的评价：“他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娄子”，既破除了迷信，又在内容和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该书还专门全文引了毛泽东同志的四点重要分析，诸如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又空前艰巨的事业；在这斗争过程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斗争；对斯大林要一分为二；以及要用自己头脑思考，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读来亲切而深受教益。
    例二，在谈到社会主义改革时，作者引用恩格斯的话指出，“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接着作者详细论述了从50年代到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先后掀起的三次大的社会主义改革浪潮，并介绍了改革大体上具有四种类型，对不同类型的改革作出了认真的比较和中肯的评价。这对读者宏观把握社会主义改革很有帮助。
    例三，在分析二战后“美国国际化拓展与其世界地位的削弱”一节时，特别强调了美国在二战后“努力建立一种世界经济的新秩序，实行门户开放、自由贸易、自由企业、自由投资和自由竞争原则”，并引用保罗·肯尼迪的话说，“自由放任制度不可避免地对有高度竞争能力的国家有利（未受损害的、超生产能力的美国就属于此类），而对于那些竞争能力较差的国家不利。”显然，这是抓住了美国向外扩张的一个重要特点。据此，作者还专门就“美援”作为全球扩张重要手段而详加论述，分析其不同阶段的不同重点和特点，揭示其造成的后果。这样就使读者从历史的具体进程中更好地理解美国对外扩张这一重要问题。
    总之，在具体地分析重要的历史问题上，《20世纪世界史》比《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以及一些同类着作，又前进了一大步。
    五
    前已说明，《20世纪世界史》是在世界整体化进程的探索道路上迈出的坚实的一步。既然是探索，而且是一种艰难的探索，就不可避免地会有不成熟甚至失误。对于该书，我们也不能回避其存在的某些弱点。当然，作为读者，我自己对这些问题也在学习与探索之中。因之，客观地说，这种意见带有极大的商榷性质。
    其一，是在理论指导方面。该书主要在于客观地探索20世纪世界整体化的历史进程，用世界一体化的眼光去揭示其中各种问题的实质，这无疑是对的。在本书的论述中也坚持了这一观点。但是在有些地方却作了一种不适当的引伸，似乎是否有利于整体化进程本身成了衡量历史是否进步的基本尺度，从而在有些地方把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简单化了。例如，在谈到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所形成的战后世界货币和贸易体系时，因为认为它们有利于经济全球化，作者就基本上只作了肯定的评价，而未予以应有的批判。其实，这些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多边协定同时又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维护美国霸权，对付社会主义体系的工具。又如，在论述二次大战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时，虽然也谈到“这一时期的世界整体发展是以少数发达国家为中心，以广大落后国家为边缘的整体发展”，也承认它既有进步性又有局限性，但又泛泛地不着边际地提出，“能否把世界整体形成阶段出现的对立性转变成为‘全球一致性’，是关系到世界整体化进程能否健康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这里，作者把原来的以世界整体化眼光研究20世纪世界史这一正确命题几乎转到了一个以是否有利于世界整体化进程作为衡量标准的错误道路上去了。我们切不可忘记，20世纪整体化过程毕竟是以资本主义，特别是以资本主义大国为主导的，90年代的经济全球化更是如此。这种试图以是否有利于整体化作为衡量标准的倾向虽未成为全书的一个问题，却是指导思想上一定程度的偏离。
    其二，存在一个如何进一步加强中观和微观研究的问题。前已说明，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本书的研究是很有成就的，但仍有某些明显不足。突出例证之一是在对中国问题的叙述上。从全书看，作者显然对中国革命进程与建设给予了极大关注，但或许是为了适应整体化叙述的需要，在论述到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后的世界形势时，提到了“世界人民掀起反战反法西斯运动”，却没有记载30年代中期中国红军长征这一影响深远的事件。而在论述二战史时，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中国抗日战争在“名符其实的全球战争”一节中，只寥寥数语带过，整个亚洲太平洋战场基本上写的只是美日两军的交战。中国抗日战争被放在了“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一节中，与其它亚非国家人民进行的反法西斯斗争一道叙述。这是很不妥当的。因为历史事实是，在亚非两大洲，除中国的抗战外，毕竟不是二战的主战场。把中国战场置于一般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之中，就大大降低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地位和作用。这种处理方法显然是由于对当时中国革命和抗战研究不够引起的。
    其三，导论的基本思路很好，也有理论深度，但论史结合不够，因而显得不够丰满与生动。这也多少有点令人觉得美中不足。
    尽管《20世纪世界史》尚有不够成熟之处，但瑕不掩瑜，作为一部严肃的成功之作，其在我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中的地位和贡献，是应予以充分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