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时期是日本现代化启动并初步取得成功的时期，也是现代日本人自我认识的初始时期。西方列强迫使日本“开国”后，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日本人，开始认真地审视本民族，审视自身。他们究竟是怎样认识自己的，这种认识发挥了什么作用？有哪些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本文试图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这一时期日本人的自我认识进行剖析，希望会有助于加深对日本民族的理解。
    一传统与现代化撞击下的自我认识
    一个民族只有在与其他民族的接触交往过程中才能产生认识自我的要求，只有在与其他民族的比较中才能形成自我认识。就日本而言，在大和国家统一后，伴随着与隋朝和唐朝的大规模交往，开始萌生了自我认识。
    7世纪时，日本从地理位置上把自己称为“日出处”国家， 同时承认比“礼义之国”的中国落后：“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义”（注：《隋书·倭国传》。）。14世纪时，公卿北k5k901.jpg亲房撰写了《神皇正统记》，汇总了流传已久的神国思想，认定天神开国、天孙统治只有日本才有，其他国家并不存在，由此把神国作为日本的特征。18世纪集国学之大成的本居宣长认为，在古代，日本有自己固有的“道”，日本人有自己特有的“情”，但是后来被外来的儒学和佛教所遮蔽，因此必须拂去外来文化，探寻和恢复日本的古道。国学吸收了神国思想，视日本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国家，把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这一所谓的“国体”作为日本民族的特性，排斥外来文化，充满了强烈的极端民族主义色彩，对明治以后日本人的自我认识产生很大的影响。
    不过，从总体上说，明治前夕的日本与中国、朝鲜等周边国家都处于传统社会，基本上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相互之间差别不大，中华文化已经不能构成对日本文化的巨大冲击，难以产生强烈的自我认识的冲动。同时，这些国家都缺乏对世界市场的需求，相互之间的往来保持在较低水平上，加之德川幕府采取锁国政策，使得日本人的对外接触有限，因此自我认识比较零散肤浅。
    日本人真正的自我认识是从19世纪中期开始的。已经步入现代社会的西方资本主义敲开了日本的大门，把日本卷进世界体系之中。局限在东亚的传统国际秩序观念被打破，极大地开阔了日本人的眼界，意识到日本是世界众多民族中的一员。西方资本主义的到来引发了整个日本民族的生存危机，只有动员全民族的力量才能摆脱危机，这就使得日本人越出了以往藩国的狭隘意识，增强了日本民族的自觉。这些都为日本人的自我认识提供了必要的认识基础，开始认真地从民族的角度审视自己。
    当然，对于日本来说，西力东渐不仅仅是危机，而且也带来了与日本文化以及与其长期接触的中国文化都截然不同的西方现代文明。开国之后，西方现代文明的传入不同于历史上外来文化的传入，它是世界整体化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持续的、全面的、大规模和不可逆转的。在两种异质文化的全面接触碰撞中最容易感受到相互之间的差异，产生探寻各自特点的要求。特别是西方现代文明无论在科学技术方面，还是在思想观念方面，都远远走在了日本的前面，与落后的日本形成的反差极其强烈，传统的自我认识受到冲击。人们不能不在同现代西方文明进行比较的基础上，重新思考日本在世界上处于什么位置。
    因此，在日本被纳入到西方为主的现代国际社会以后，日本人在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传统和现代的碰撞中寻找自我，使得日本人的自我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改变了明治以前零散个别议论的状态，成为了专门的学问和研究领域。
    明治时期日本人的自我认识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明治初年到1887年。这一时期日本为了民族独立，以西方为榜样，努力追求现代化。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使日本人从传统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的现代化。福泽谕吉为代表的启蒙学者们以西方现代化国家为参照系，对日本的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深刻反省了日本人身上表现出来的不利于民族独立和国家现代化的弱点。启蒙学者们的目的不是全面探讨日本人的国民性。他们很少提及日本人的优点，偏重于自我批判。在自我批判中，又侧重于反省对权力的盲目屈从。因此，启蒙学者们有关日本人国民性的论述虽多，但还不是以专门的研究为目的，不能全面反映出日本人的国民性，难以称为严格意义上的自我认识。启蒙学者们的初衷是推动以向西方学习为中心的现代化，并非妄自菲薄。不过，在席卷日本的文明开化潮流中，确实出现了盲目崇拜欧美、完全否定自我的民族虚无主义。曾担任外务卿的井上馨甚至主张“化我帝国和人民，恰如欧洲邦国，恰如欧洲人民”的全盘欧化主义。
    第二阶段从1888年到19世纪90年代前期，是国粹主义的自我认识阶段。在现代化道路上的欧化主义使日本人迷失了自我，引起人们强烈的反感。志贺重昂和三宅雪岭于1888年成立了政教社，发行杂志《日本人》，主张国粹主义，力图在推进现代化的同时保持日本的民族性。他们致力于克服前一阶段自我认识中的偏差，重新挖掘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优点，尝试全面地对日本人加以评价。需要指出的是，他们主张的“国粹主义”是相对欧化主义而言的，不是顽固倒退的复古主义。他们并不反对向西方学习，立足于扬长补短，在发掘日本人的优点时，也毫不留情地揭露日本人的弱点。国粹主义派弥补了启蒙学者们的不足，正视民族的特性。
    第三阶段从甲午中日战争前后到明治末期，是日本人优秀论和国民性反省论尖锐对立的阶段。进入19世纪90年代后，日本的现代化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经济上处于蓬勃发展的产业革命时期，政治上建立了相对稳定的近代天皇制，对外相继打败了中国和俄国。现代化的成功和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人一扫对欧美的自卑感，自视为“世界大国”，产生了强烈的自负心。明治初年一度遭到冷落而蛰伏的神国思想和国学又蠢蠢欲动，日本人优秀论应运而生。鼓吹日本人优秀论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芳贺矢一。他著述颇丰，1907年发表了《国民性十论》，引起很大轰动，后来经缩编写入小学课本，广为流传。其他还有《国民的真精神》的著者天眼子和《日本我》的著者、曾任东洋大学和早稻田大学教授的远藤隆吉等。在日本人优秀论大肆泛滥的时候，仍然有一部分日本人保持着冷静的头脑，没有陶醉在日本成为大国的自傲之中。他们继承了启蒙学者们的自我批判精神，对日本人的缺点进一步进行反省，希望日本人能够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国民。
    从上述梗概中可以看出，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使得日本人的民族主义十分强烈，明治时期日本又处于外部冲击下形成的社会转型期，因此这一时期的自我认识始终与如何评价西方文明与日本文化、如何评价现代化与传统纠缠在一起，由此形成了几个主要的流派：日本人劣等论、日本人优秀论、国民性反省论和扬长补短论。其中后三个流派影响最大。
    二危险的日本人优秀论
    日本人优秀论大都批判“对西洋的崇拜”，指责崇拜西洋派否定了传统，把全盘欧化当做达到文明的标准，失去了自尊心和爱国心，也就失去了日本人的资格。远藤隆吉对西方文明的态度似乎公允一些，他说“泰西文明对我国有很大影响，今后也将如此无需更言”，不过，“西洋有西洋的特征和长处，东洋有东洋的特征和长处”，“西洋的长处固然应该取之，但西洋的特征却不一定要取之”（注：〔日〕远藤隆吉：《日本我》，大空社，1996年，162-163页。）。天眼子则激烈得多，他彻底否认了明治维新以来向西方学习的路线，“国家单单外表上进步，国民的实质没有相伴，道德标准被打破，国民的精神被惑乱”（注：〔日〕天眼子：《国民的真精神》，大空社，1996年，1页。）。
    他们都强调回归日本，“特殊的国风国魂是国家的真髓，道德是国风国魂的精粹，千载不灭”（注：〔日〕天眼子：《国民的真精神》，44页。），“日本人在其精神中有一种核心信仰：我是日本人，日本是世界上卓越的国家”（注：〔日〕远藤隆吉：《日本我》，314页。 ）。
    如果仅仅从批判对西洋的崇拜来说，似乎日本人优秀论还有一定的道理，好像是在纠正偏差，倡导民族主义，寻求自我。这也正是它在普通民众中大有市场的原因之一。但是问题的症结在于，他们提出的与西洋相对抗的日本人精神的本质是什么。
    天眼子说：“我国民三千年来身体力行圣人之名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贵贱各守其道，互不相犯，贫富各安其所，互不相阋，和乐协合，以至今日”，他特意在书中用大号黑体字写道：“我大日本国民的道德在忠孝节义。”（注：〔日〕天眼子：《国民的真精神》，61页。）远藤也说：“日本国因为自古以来作为神国有自己的特色，所以日本我的意识颇强。”（注：〔日〕远藤隆吉：《日本我》，314页。）他列举出在伦理习惯、哲学、宗教、美术等方面的特点，在“祖先崇拜”一章中指出：“祖先崇拜实为日本之根本，且未来应始终不渝。与祖先崇拜同样永不泯灭的是君主思想。”（注：〔日〕远藤隆吉：《日本我》，166页。 ）芳贺矢一虽然也提到日本人“缺乏奋斗努力的精神，欠缺雄大豪壮的气质”等缺点，但是他洋洋洒洒举出了十大优点：“忠君爱国、崇祖先重家名、现实实际、爱草木喜自然、乐天洒落、淡泊潇洒、纤丽纤巧、清净洁白、礼节作法、温和宽恕”（注：〔日〕喜多川忠一：《思考日本人》，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3 年， 156页。），把“忠君爱国”放在了首位， 实际上他重视的正是“我等祖先之血今日在我等血管中流淌。祖先的遗风尚横亘在眼前。历史和书籍中展示的祖先的事迹不应该单单作为过去的故事看待，而应该在现代实行”（注：〔日〕芳贺矢一：《日本人》，大空社，1996年，206 页。），他特别强调要遵从明治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中宣扬的“皇祖皇宗的遗训”。可见，日本人优秀论继承了国学的糟粕，它的核心内容是把所谓的“国体”和“国体观念”看做日本人国民性的根本，远藤甚至声称此乃“日本能卓越地迎来今日隆盛之原因”（注：〔日〕远藤隆吉：《日本我》，314页。）。
    日本人优秀论显然充满了复古主义的色彩，鼓吹的是天皇主义、日本主义和国家主义。天眼子甚至要求“庙堂诸老及民间政治家可共除维新豪杰崇拜之念，脱却维新政策之陈套”（注：〔日〕天眼子：《国民的真精神》，105页。），具有明显的反现代化的倾向。
    不仅如此，更为危险的是，日本人优秀论把日本民族看做完美无缺的民族，从人种到历史传统都大加颂扬，蔑视和贬低其他民族。他们认为，大和民族的体质容易适应外国的风土，人种是最优秀的，因此经受得了对外征战，有帮助世界发展的责任；日本历史上的立君制度极善极美和地理文物纯善纯美形成了日本的国体和人情，元首和国民如父子般亲密，相互敬爱之情极深，平时恭俭慈爱、勤勉、服从，紧急时举国一致、献身牺牲上战场；武士道表明日本人有忠孝、节义、勇气、廉洁等特性，47位义士的行动是国民性卓越的证据。甚至好战也被他们说成是日本人的长处：好战是因为日本人喜好竞争，而喜好竞争则是因为喜好进步，所以日本人是天生的进步民族。
    他们认为，这样优秀的民族自然有权统治其他民族。天眼子主张对外政策也要执“国魂主义”，“向海外伸张我国威国风，扩充日本化之领域”，“进取经略非仅限于派遣兵队，割占他国，而应将我国之语言、风俗等有关我国风貌，尽可能向外国扩充之”（注：〔日〕天眼子：《国民的真精神》，81-83页。）。
    在日本人优秀论中还有一些人虽然主张向西方学习，但却是为了追求“脱亚入欧”，所以他们仍然认为日本是比其他亚洲人优越的民族。曾经是启蒙学者、后来完全转变为政府御用学者的加藤弘之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他用种族主义来为欧洲人统治世界制造舆论，说：“脑的发达因人种而异，其重量和结构也不同。野蛮人种脑小，欧洲人至今脑不断变大，并且其结构也在进步……上等人种的脑大，这是今日欧洲人渐渐称霸世界的原因之所在。现在，欧洲人的藩属地、殖民地之多，已经占有了亚洲、非洲、澳洲、美洲的一半。照此趋势，百年内外，世界必然完全为欧洲人所有，而且下等的人种逐渐被压倒灭绝。今后，欧洲人种越发成为优秀的人种，其他的人种灭亡了，所以在生物等级上紧随欧洲人之后的将是猿。由此来看，天地皆归我有的第二阶段即将到来，即使在同样的人类中间，世界也独归欧洲人所有的时刻即将到来。”
    看似加藤在吹捧欧洲人种，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随后他的话锋一转：“我日本人决不是劣等人种……与欧洲人同是上等人，是和欧洲人一起横行于世界将天地万物归我所有的伙伴。”（注：〔日〕加藤弘之：《加藤弘之文书》3卷，同朋舍，1990年，100页。）
    可见日本人优秀论作为妄自菲薄的日本人劣等论的反动，和传统的国体观念结合在一起，宣扬民族优越以至种族优越，不仅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也使得普通日本人飘飘然起来，自我膨胀，不能正视自己，难以与其他民族友好相处。给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理论就深深植根于明治时期产生的日本人优秀论之中。这样惨痛的历史教训是应该牢牢记取的。
    三可贵的国民性反省论
    国民性反省论始于启蒙学者。
    启蒙运动的旗手福泽谕吉相信，国家的独立来自个人的独立，“为此，必须提高人民的智力”，“首先在于摆脱旧习的迷惑，汲取西洋的文明精神”。他分析“日本文明和西洋文明相比，一个突出的区别就在于权力偏重这一点”，“从最大的人的关系一直到最小的人的关系，不论大小，也不论公私，只要有人的关系，就无不存在着权力的偏重”（注：〔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95年，132 页。）。“日本人自古以来，就不重视自己的地位，只知趋炎附势，企图依靠他人谋求权势，否则，就取而代之，步前人的后尘，即所谓‘以暴易暴’，真是卑鄙已极，这与西洋人独立自主的精神相比，确有天壤之别。”日本人“生活在权力偏重的环境中，从不以对人屈从为可耻，这和西洋人爱惜自己的地位，尊重自己的身份，以及维护自己的权利相比，有着显著的区别”（注：〔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151 页。）。
    批判封建等级制度的束缚、鼓吹人的解放是启蒙学者们反省国民性的中心内容。西周于明治8年在《明六杂志》上发表《国民气风论》， 对古人推崇的日本人美德“忠谅易直”进行了批判，他说“在上有专制政府，在下有此等人民。奉戴专制之君上，自视为奴隶，以易直行其身，以忠谅任其事，在专制政府可谓极好最佳的人民之气风。”此气风造就了“福泽先生所说的无气无力的人民。在欲兴民选议院之今日，第一障碍即此气风”（注：〔日〕西周：《国民气风论》， 《西周全集》3卷，三秀舍，1973年，2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