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福泽谕吉超越了国学“天皇万世一系、国体优越”的窠臼，对国体观念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据日本古今的一般论调，都自诩是金瓯无缺，冠绝万邦，大有洋洋得意之慨”，指出“保卫国体就是不丧失国家的政权”（注：〔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23页。），而不是什么皇统绵延。
    19世纪90年代后的国民性反省论继承了启蒙学者的自我批判精神，从观点到立论方法都对日本人优秀论提出了质疑：被一些人大肆宣扬的快活乐天、尚武任侠、忠孝义勇等长处果真是日本人先天的国民性吗？难道这些特点不是历史进化的结果吗？在快活乐天的另一面，日本人也有悲观厌世，不是也不应该忽视吗？尚武任侠与其说是日本固有的特性，莫如说是封建时代的产物。
    他们在否认日本人优秀论的基础上，展开了带有反省性的自我认识，其中封建等级观念仍然是批判的重点之一。
    1891年出版的《日本风俗改良论》的著者土肥正孝显然受到福泽谕吉的影响，他在书中首先阐述道：“天不造人上人，不造人下人。在均具四肢五官、同有精神智力的人中间，无有阶级之理，其权利无有差别之理。”（注：〔日〕土肥正孝：《日本风俗改良论》，大空社，1996年，1页。 ）这和福泽谕吉在《劝学篇》开宗明义所说的“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完全一致。接着，土肥具体剖析了日本存在的问题：“然因我国人分为华族士族平民，遂有其影响至人权之弊端，成为妨碍人智开发，阻碍国运发展之根基。因之带来骄奢、傲慢、拘谨、因循、卑屈等陋习，进而以至产生官尊民卑、男尊女卑之弊”（注：〔日〕土肥正孝：《日本风俗改良论》，2页。）。
    另一位国民性反省论者片桐正雄在1896年发表了《日本国民品性修养论》。他十分重视国民性和国民精神的作用，指出：“文物是形体，是死物，品性是精神，是活物”，“国家的文物即使何等进步，运用它、设置它的人物的品性如果污浊腐败，就会妨碍其活动，损害其效果”（注：〔日〕苦乐道人：《日本国民品行修养论》，大空社，1996年，序言，5页。）。因此， “发挥独立之气象是我国品性修养上最大的急务”，“虽法律如降雨一般，成文优秀，但人民不知应重权利义务者多。虽学术进步，教育普及，但人民缺乏独立自治之气象”（注：〔日〕苦乐道人：《日本国民品行修养论》序言，4页。）。
    由于时代不同，19世纪90年代以后的国民性反省论的任务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为了向西方学习而批判民族劣根性，它重新审视自身的内容要比启蒙学者们广泛得多。土肥正孝在书中指出了日本人的11大弊端，主要包括倾轧竞争、宗教迷信、醉心西洋、语言不统一、依赖心、自暴自弃、奢侈虚饰等。片桐正雄概括出8项日本人国民性改造的目标， 即应克服的弱点：例如男尊女卑、一夫多妻的古来恶习；不能克尽职守、忠于职责；缺乏社会公德，只顾自身利益等等（注：参阅苦乐道人《日本国民品行修养论》。）。
    19世纪90年代日本已经逐渐进入现代社会，并成为世界大国，日本人是否适应了这一变化？国民性反省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方面审视日本人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种种弱点，另一方面也对日本人的对外意识进行了检讨。
    他们批判日本人重武轻文的军国主义倾向，指出明治维新后勇武受到称赞，但在精神文化方面看不到同样的迹象。他们从集团意识的角度论述了日本人是无我的国民，不是主我的国民，只知道有国家不知道有自己，忘记了还有世界人道；针对甲午中日战争后出现的“爱国”幌子下的战争狂热，他们指出战争是野蛮的、悲惨的、不经济的，傲慢之心和陶醉于日本成为了大国非常可怕。爱国心如果脱离了物质的拜金的私欲的精神，一味强调日本魂，只会使人失去宝贵的生命。日本人爱国精神旺盛，但是如果从中除掉国体精神，日本人就没有任何可以向外国夸耀的东西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反对日本恃强凌弱，批评日本人对弱小者，特别是对中国和朝鲜缺乏义侠心。
    国民性反省论并不同于日本人劣等论，而是希望改造日本人的国民性，使之适应现代化的进程。在明治时期，启蒙学者的国民性反省论促进了日本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使日本走上文明开化的道路。19世纪90年代以后的国民性反省论在日本人优秀论大肆泛滥、侵蚀日本民众之时，能够坚持正确地认识自己，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起到了对内推动现代化深入发展、对外摆正日本的位置并与世界各民族友好相处的作用，为大正民主运动时期在民主化基础上的自我认识开辟了道路。时至今日，这种自我反省的精神更值得继承和发扬。
    在肯定国民性反省论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它没有真正触及日本人优秀论的核心问题--国体观念。片桐正雄虽然在国民性改造的目标中仅仅把“尽忠君爱国之道”列为第6项，但毕竟仍将其保留。 土肥正孝一方面抨击了社会和国民性中的弊端，另一方面又把消除这些弊端的办法寄托在固有道德和日本魂上。可见，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国民性反省论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四扬长补短论
    19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的国粹主义并非复古主义。国粹主义的首倡者三宅雪岭表示：“余辈一再倡导国粹论”，是为了“发扬日本特有的精神，振兴日本固有的秀质，以此维持国家的独立开达”，“致力于警戒见他国之秀美，忘却自家之国、忘却自家之身的所谓欧洲主义的人士，挽回今日盛行之流弊”。他特别强调：“以为余辈要保存祖先传下来的旧事物，抵制欧美事物，闭塞今世开化之结果的新种传入之路，不欲其普及传播”是对国粹主义的最大误解（注：〔日〕三宅雪岭：《伪恶丑的日本人》，参见〔日〕鹿野政直编《日本的名著》37卷，中央公论社，1977年，446页。）。他强调，为本国尽力和为世界尽力、 护国和博爱并没有冲突，发扬民族的特色是为了对人类的进步有所裨益（注：〔日〕三宅雪岭：《真善美的日本人》，参见〔日〕鹿野政直编《日本的名著》，286页。）。他曾引用了老子的一段话：“故有无相生， 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说明在日本人的身上，真善美和伪恶丑是并存的。所以，可以把国粹主义的自我认识称为“扬长补短论”。
    扬长补短论的代表性著作之一是地理学家志贺重昂的《日本风景论》。全书共9章，既是一本介绍日本自然地理的著作， 歌颂日本自然环境之美，同时也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对国民性的形成作出了说明。
    志贺在书中强调：“此江山之洵美、植物之多样，是过去、现在和将来涵养日本人审美心的原动力”（注：〔日〕志贺重昂：《日本风景论》，博文馆，1903年，207页。）。在欧洲，不仅是瑞士人， 古代的日耳曼人和现今的俄罗斯人都“在松林之下涵养成豪健硬劲的性情”，而“日本松柏科植物之富有实为世界第一”，“足以成为日本人性情的一个标志”（注：〔日〕志贺重昂：《日本风景论》，18-19页。）。日本山清水秀，不似诗中所描写的“野旷天低日欲西，北风吹雪雁行低。黄河古道行人少，一片寒沙没马蹄”中国北方的景象，所以“举国之民，绝爱山野之美”，“结伴赏花，单单为探寻自然美而巡礼行脚之盛，世界之中不复见有如日本人之国民者”（注：〔日〕志贺重昂：《日本风景论》，233页。）。
    《日本风景论》出版后引起很大轰动，被誉为“近世名著”。不过，该书侧重于反欧化主义的“扬长”，流露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志贺说：“外邦之客，皆以为日本宛如现今世界之极乐土”（注：〔日〕志贺重昂：《日本风景论》，2页。）。 正如内村鉴三所批判的：过分夸大日本的自然之美，以为世界上所有的美均存在于日本。实际上，日本的美是园艺式的，公园式的，缺乏宏大之美。
    如果说，志贺重昂的日本人论还带有一定的偏向的话，那么，三宅雪岭既注意到了“扬长”，也没有忽视补短。他7岁开始学习儒学， 12岁以后又先后进入法语和英语学校，1883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哲学科，受到了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双重教育。毕业后，他致力于探索非欧化的现代化。他在1891年3月出版了《真善美的日本人》一书， 颂扬日本民族的优点，仅仅在两个月之后的1891年5 月又出版了《伪恶丑的日本人》，揭露日本人的不足。
    在《真善美的日本人》一书中，他强调“日本人肩负着大大发扬其特长，弥补白人的缺陷，向真极、善极、美极的圆满幸福世界迈进的一大任务”（注：〔日〕三宅雪岭：《真善美的日本人》，292页。）。 他深入批驳了认为日本人劣于欧美人，没有承担这一任务能力的观点，呼吁日本人应该拥有自信。
    三宅首先以种种事实说明日本人在人种上并不劣于欧美人。接着列举日本人国民性中真善美的一面。
    所谓真，是指究明理义，探求事物的真谛。日本人在古代输入中国的文物制度，传承印度的学说，咀嚼融化，使之灿然焕发。锁国期间，日本人没有停止探求采择历法、医术、物理等西洋文化。一朝开国，新文化、新学说沓至纷入，制度文物、技艺习俗，一时之间毫无遗漏地全部吸收。这是因为日本人喜好理义，能够毫不踌躇地容纳和采用。
    所谓善，是指崇尚正义，主持正义。三宅幻想世界上的人们之间不言非理，不行骄矜，相互无放情恣欲而有守信重义，郁郁乎其文，洋洋乎其声，有条不紊，井然有序。虽然当今世界势力悬殊，恃强凌弱，但是日本有条件有实力，不污邦土之大义，不辱独立之体面，对海外诸强国伸张正义。
    所谓美，是指调和培育由美的观念产生出来的许多志趣，淘汰助长，发挥其真粹。日本气候温和，风物清纯，山水之美，了无欠缺，因而熏陶出日本人对美的爱好和追求。即使收入不足以抵一家之餬口、妻儿因饥寒而泣的贫家，墙壁上也挂着锦绘，壶里也插着应时鲜花。日本的工艺、美术、绘画、诗赋、建筑、雕刻，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相媲美（注：参阅〔日〕三宅雪岭《真善美的日本人》。）。
    在《伪恶丑的日本人》中，三宅剖析了日本的缺点。他说，可悲的是，我日本人究明理义的能力虽然不劣于白人，但被掩盖住不能发挥。其原因在于根深蒂固的官本位制至今没有铲除干净。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职完全比照政府的官位，博士、大博士学位的评定授予者是文部大臣等高级官僚，学术世界成了政府的附庸。世俗中产生了鄙视学术之风，认为学术理论毫无必要。通学理者反而被认为妨碍实务，滞留在下属位置上，闲置不用，得不到发挥的机会。
    学术社会的境遇也十分可怜。有的学者一味追求晋升，跟在高位者后面亦步亦趋。即使志向不俗、不在乎晋升、专心致力于探究学理的学者，如果地位低；研究条件就恶劣，要改善条件，就不得不寄希望于晋升。这就使得人心越发鄙陋，顺应日常琐碎之事，甘于颠倒是非。这是日本人的“伪”。显然，三宅对官尊民卑的批判是与启蒙思想一脉相通的。
    在论述日本人的“恶”时，三宅站在平民主义的立场上，把矛头直指惟利是图的资本家。他说，从表面上看，在日本欧美文化增多，但实际的事业没有进步，人民的衣食不仅没有提高，反而逐年略有下降，贫民穷氓增加，国力逐渐衰弱。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社会中出现了恶分子，也就是绅商。他们假公益之名牟取私利，贿赂官吏，承包官业。他们身无才能，只是出入权贵之门，与权贵勾结，探听他人所不知的官府内情，了解法律政令的所向，钻空子牟取暴利。他们的势力无处不在，但是其势力所及之处，立即变得腐败溃乱，恶臭纷纷。
    在关于“丑”的一章中，三宅主要以美术为例，批判了只重视外表忽视内涵的种种现象，例如雕刻者只是一味雕削木材，绘画者只是一味涂红抹绿，音乐家只是一味放出声音，为诗作文者只是一味排列文字，丢掉了内在的精神。三宅把这些现象比作轻薄女子听到几句吹捧，心就飞上了天，得意洋洋，自以为是绝代佳人，插上镀金的钿钗，戴上镀金的戒指，说话乔张乔势以示优美之风，行走拿腔作势欲得人之顾盼。在旁观者眼中，这是何等地令人生厌。其外形的鄙陋，精神的鄙陋，使人作呕（注：参阅〔日〕三宅雪岭《伪恶丑的日本人》。）。
    扬长补短论在日本民族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容易产生劣等感的历史背景下，努力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振奋了民族精神，提高了民族自尊心，探索日本人既不盲目欧化失去自我，又能够改造为现代化国民的途径。正是因为它具有这种进步性和民族性，才能够一时之间风靡日本。《日本人》杂志在当时成为影响最大的杂志之一，在知识阶层颇受欢迎。
    五小结
    明治时期日本人的自我认识是日本在现代社会中自我认识的开端，对以后的日本人的自我认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明治时期奠定了自我认识的基本流派。它历经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以不同的形式顽强地表现出来，一直延续至今。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战败，再一次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日本人的自我认识和明治时期如出一辙。战后初期出现了日本人劣等论和国民性反省论，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日本成为世界大国，日本人优秀论又有所抬头。
    其次，在自我认识的方法上，明治时期吸收借助于欧美人文科学新学科的研究手段，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例如志贺重昂从自然地理环境考察国民性，远藤隆吉运用了社会心理学，等等。这些方法和不断采用新方法的精神也为后人继承发展。
    第三，今天许多广为人知的日本人国民性的具体特征，如集团意识、善于吸取外来文化、对自然的崇尚、审美意识等，在明治时期已经基本提了出来。例如，西周就曾指出，日本人“长于袭蹈，巧于模仿，短于自出机轴”（注：〔日〕西周：《以洋字书写国语论》，《西周全集》2卷，三秀舍，1971年，572页。）。
    当然，明治时期日本人的自我认识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有待于后人克服。
    由于这一时期日本处于在西方的冲击下现代化刚刚起步的阶段，日本人的自我认识首先需要回答的是在与西方的比较之中日本人是优是劣的问题，因此缺乏就日本民族特征本身的探讨。即使是扬长补短论，虽然力图全面评价日本人，但也没有摆脱罗列优点缺点的模式。实际上，一个民族的特征很难用好和坏、优点与缺点、长处和短处来概括。由于着眼点集中在优劣上，使得这一时期日本人的自我认识缺乏科学的深入的全面研究。
    在论述日本人的国民性时，当时日本与西方的反差极大，所以人们几乎毫无例外地以欧美人作为参照系。日本人固然是东方民族，与欧美人区别很大，但是日本人与亚洲中国、朝鲜等其他民族也有很大不同。明治时期日本人的自我认识反映了在他们思想深处存在着民族优越感，认为中国和朝鲜已经没有与日本进行比较的资格。
    明治时期日本人的自我认识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深受国运的影响，以至出现明显的偏差。在明治初年暴露出日本落后于欧美时，民族自卑感十分强烈。一旦日本成为强国，又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民族主义极度膨胀。从日本现代化的历史来看，后者是更应该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