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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参政会与国民政府的治藏政策(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孙宏年 参加讨论

二、弘扬佛教,维护佛教信徒利益,增进民族团结
    千百年来,我国人民深受佛教影响,藏传佛教在广大藏区更有着深远影响。如何在战乱中维护佛教信徒利益,并通过佛教增进各族人民的团结,成为不少参政员关心的问题。1938年10至11月,一届二次大会召开,谢健等人提交了“为建议推广佛教以加强民族团结、开拓国民援助案”,建议各省市县“应保全规模完整之佛寺一所”,由主管部门和汉藏蒙高僧组织“改进佛教委员会”,设立“国立佛教学院”,派汉藏蒙佛教高僧前往缅甸、印度等邻国“联络各地佛教徒”。喜饶嘉措等人则提交“请注意佛教文化以增进汉藏感情案”,参政会大会决议认为该案“原则非常重要而正大,所拟办法应请政府按照地域分别施行”,并将两案一并“交政府分别采择施行”。主办的教育部、内政部随后就“办理五明佛学院”、“佛教文化编译”、大学设置佛教哲学课程等作了回复。(注:参见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编:《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纪录》(以下简称“一届二次纪录”),1938年12月,第30页;《国民参政会决议案实施情形一览》(以下简称“实施一览”),1939年8月,第131-133页。)
    二届一次大会期间,喜饶嘉措、丁杰等提交“请迅速确定挽回国运团结民族之根本方案以增强抗战建国之力量案”,指出在日寇入侵、国难当头之际,政府应在“崇尚道德提高福运”、“增进政府与人民之感情”、“征用边疆贤才”的同时,“尊重佛教顺应信仰”以“安定蒙藏人心”,方法有四项,即通令保护内地佛教寺庙及佛教学术团体,通过宣传使蒙藏各地了解“中央尊重佛教之事实”,经常扶助蒙藏佛教以“顺应蒙藏人民之佛教信仰”,“奖励蒙藏各地真正博学有德之高僧,以示中央崇德劝学之德意”。(注: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编:《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纪录》(以下简称“二届一次纪录”),1941年10月,第156-158页。)对于这项提案的办理,参政员们极为关心,1939年1月13日,即三届一次大会的第一天,程希孟等5人就向行政院长孔祥熙询问办理情况,孔就相关问题作了答复。在这次大会上,针对有些地方“强占寺产驱逐寺僧”的问题,喜饶嘉措等又提交“请政府维护佛教以安民心而固团结案”,要求中央明令禁止,并发还所占寺产,奖励内地有成绩的佛教学术团体,时常派人到蒙藏地区“宣扬中央尊重佛法之旨意,以坚其内向之心”。(注: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编:《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一次大会纪录》(以下简称“三届一次纪录”),1943年8月,第12、112-113、294页。)
    抗战胜利后,仍有参政员提交相关议案。如四届三次大会期间,吴沧洲等人提交了“请具体规订保护宗教庙产古迹条例,分令各省市主管切实弘扬佛法,挽回劫运并饬查民国十五年以后没收之庙产寺院分别发还具报,巩固蒙藏人心转变社会风气而利建国案”。该提案首先指出“东亚各国,大半以佛教为中心”,“我蒙藏民族,自来信奉佛教”,和清朝利用佛教统治蒙藏的历史经验,接着列举抗战以来不法官吏、军人强占寺庙财产和破坏古迹等种种事实,特别是“胜利至今,所发现之接收舞弊,囤积居奇,经济波动,物价飞涨,官吏贪狠,社会恐慌,为古今中外所罕见”,其“原因复杂,归纳在道德沦亡”,并建议国民政府重申1935年的保护宗教庙产命令,制订具体条例,“责成各省长官,切实监察遵行,违犯者,按其事实罪行,依法惩处”;“令各省长官饬查民国十五年以后没收之庙产庙宇,一律发还具报”;“令全国佛教总会,调查统计全国丛林、古刹与普通寺院、庵观之数目财产,及僧尼数目、素质,拟具统一改良训练办法,呈核备案,并拟弘扬佛法举办慈善计划,以政治力量推行之”;“各大学哲学系应加佛经为主要科目”等等。(注: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编:《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三次大会提案原文》(1947年5月印),第1册,第三组提案第13-18页。)
    三、培训边务人才,任用藏族等少数民族优秀人才,增强中央边政机构效能
    在国民参政会中,许多参政员关注边疆、民族问题,抗战期间又通常集中在培训边务人才、任用边疆贤能等方面,抗战胜利后则强调任用蒙藏贤达、改组蒙藏委员会,以加强中央边政机构的效能,强化中央在内蒙古、西藏和其他边疆地区的权威。这些冠以边疆、蒙藏名义的提案往往涉及藏区。一届一次大会上,李永新就提交了“集中训练蒙藏回干部案”,建议政府对“盟旗、土司、宗、吉四部之领袖首长及其重要佐理人员”进行轮训,使之“胜任裕如,而有所建树,以固边圉”。但此案未能在参政会通过。(注: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编:《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纪录》(以下简称“一届一次纪录”),1938年9月,第315-316页。)一届三次大会上,马亮等提交“为沟通各民族间情感,积极开发边疆富利,加速完成抗战建国大业,请广泛建设蒙藏特殊教育及训练大量内地人士娴熟各民族语言文字案”,要求建立专门机构,“扩充并添设蒙回藏各级学校”,设立专题讲座,以发展边疆教育文化,培养边务人才。教育部肯定、采纳了这些建议,并作了具体安排。(注:实施一览,第201-203页。)二届一次大会期间,藏族参政员喜饶嘉措、丁杰等所提“请迅速确定挽回国运团结民族之根本方案以增强抗战建国之力量案”中,还建议政府经常派人到边疆地区详察“边地疾苦”;由国民参政会组团视察边疆“拟具改进意见”,中央根据这些意见切实解除“边疆人民痛苦”;“政府悉心征访边疆各族中忠诚贤能之士”,让他们在中央和边疆各省任职,处理边疆问题时要征求边疆人士意见。在1941年3月9日,即这次大会的最后一天,李永新等56人提交了“提请政府加强蒙藏政治机构,积极发展蒙藏教育与开辟蒙藏交通线,以把握蒙藏人心巩固国防而增强抗战力量案”,该议案提出一系列的蒙藏治理建议,其中就包括“任用蒙藏贤能,并给予实际工作,以益激发其爱国心,俾使蒙藏人士踊跃来归”。三届二次大会在审查蒙藏工作报告时,又建议主管蒙藏地区的机关,“无论中央或地方,均宜多任用蒙藏人士”。(注:二届一次纪录,第156-158、171页;三届二次纪录,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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