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亚历山大二世成长的历程
    亚历山大二世为尼古拉一世和亚历山德拉·费多罗芙娜皇后的长子。1818年4月17日他生于克里姆林宫，1825年12月12日被立为王位继承人。两天后，尼古拉一世将他抱到冬宫广场的近卫军面前，使他成为十二月党人起义的见证人。
    俄国沙皇的罗曼诺夫家族具有尚武传统，马背上的彼得一世、酷爱军营的保罗一世及尼古拉一世无一例外。亚历山大二世幼年时期就被任命为近卫军骠骑兵团军官。6岁时，尼古拉一世亲自为他遴选教官， 曾经立过战功并在第一武备中学任教官的克·克·梅特当选。刚满7 岁，亚历山大二世就成为骑兵团少尉，从此，梅特一直担任亚历山大二世的老师，直到去世。与此同时，尼克拉一世还为亚历山大二世挑选诗人夫·阿·茹可夫斯基为师。茹可夫斯基开明、博学，教学经验丰富，深得皇室信任。他被任命为皇太子的老师以后，用了半年时间为皇太子拟订了12年的学习规划，并宣称他的目标是“为美德施教”，“陛下无须成为学者，但应是开明之人”。
    在皇太子的教育问题上，茹可夫斯基与梅特相互配合，十分默契。亚历山大二世所受教育的课程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俄语、历史、地理、统计学、民族学、逻辑学、哲学、数学、自然、物理、矿物学、地质学等；同时开设法语、德语、英语、波兰语；此外，还有绘画、音乐、体操、击剑、游泳、舞蹈、手工等课程，可见亚历山大二世所受的教育相当全面。值得一提的是，茹可夫斯基十分注重皇太子对历史知识的学习。他认为，“历史是对沙皇进行启蒙教育的一座宝库，历史能使国君了解国家和时代的需要，因此应当是皇位继承人的主修课”。尼古拉一世在皇太子生日或其他场合也赠送他历史书。
    1834年4月17日，亚历山大二世年满16岁， 作为皇位继承人进行了正式宣誓，从此开始参与国事。同年他进入枢密院，第二年成为东正教最高会议成员，1836年成为父王侍从武官少将。这时，皇太子的文化教育已接近尾声，大臣们开始轮番给未来的沙皇讲授实践课。俄国著名法学家姆·姆·斯佩兰斯基为其讲授《法律讲座》，历时一年半。斯氏想让这位学生尊重法律，明确君主的权限。财政大臣伊·弗·康克林讲授《俄国金融状况》；外交部顾问弗·伊·布鲁诺讲授叶卡捷林娜二世以来俄国对外政策基本原则；军事史学家和军事理论家阿·若米尼将军用法语讲授俄国军事政策及与邻国的战略关系。到1837年春，茹可夫斯基所拟订的12年学习规划全部完成。此后，皇太子开始走访俄国和欧洲。
    1837年5-12月，皇太子在老师和侍从陪同下， 按照尼古拉一世选定的路线走访俄国。他们主要走访了欧俄中部29个省，此外还去了北高加索、外高加索、克里木、西西伯利亚等地。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隆重接待，各种活动应接不暇，因此走访很不深入。但是，通过走访，皇太子逐步了解了民情，并收到1.6万份奏折。在西伯利亚， 皇太子十分同情被流放到此地的十二月党人，并请求父王为他们减刑。
    在国外走访的时间稍长一些，从1838年5月到1839年6月，历时一年多。他最初跟随父王访问了柏林和斯德哥尔摩。此后，按照父王的吩咐他访问了瑞典、丹麦、汉诺威王国、普鲁士、巴伐利亚、那不勒斯、萨丁岛、奥地利、荷兰、英国等地，惟独避开了法国。在访问过程中，亚历山大二世作为皇位继承人得到了无数勋章和荣誉。而且，这次国外走访还决定了亚历山大二世个人的婚姻大事。
    亚历山大二世成年以后仍然热衷于军事生活，他认为，视察军营、阅兵演习等是“严肃”的工作。但是，他对文职事务缺乏热情。1839年走访结束后，他开始列席国务会议，翌年列席大臣委员会。1841-1842年，他成为这两个最高国家机关的正式成员。1842年尼古拉一世离开首都两个月，亚历山大二世首次通过这两个最高国家机关全权处理国务。此后，所有重要国务包括具有特殊意义的农民问题都让皇太子参与。
    1846年，亚历山大二世被任命为农民事务秘密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成员有国务会议主席伊·夫·瓦西里奇科夫，宪兵司令阿·弗·奥尔洛夫，内务大臣勒·阿·佩罗夫斯基）。亚历山大二世在这一时期丝毫未表现出自由主义倾向，他坚决拥护农奴制，未曾为解放农民作过努力；相反，他的兄弟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却倾向自由派。
    二、亚历山大二世改革的酝酿
    1855年2月18日，尼古拉一世撒手人寰。翌日， 亚历山大二世在国家危难之际登基。他敏锐地意识到了俄国危机迫近，在国内外压力下必须采取与旧体制不同的新措施，解放农民的思想开始萌芽。但是，亚历山大二世逐渐下定决心解放农民并非出于他本人的信仰，而是克里木战争中失败的结果。
    1856年3月19日，巴黎和约签署及有关宣言的发表， 标志着克里木战争结束和亚历山大二世内外政策改弦更张的开始。他在解释签署和约条件时表示，要巩固国内秩序，法庭要充满正义，每个人及其劳动成果要受到法律保护。这是即将进行改革的谨慎的暗示。这一暗示引起了贵族的警觉和不安。为此，亚历山大二世向贵族们解释道：“传说我要给农民自由，这是不对的……你们可以将此告诉你们周围的所有人。我在彼得堡也对首席贵族们讲过这番话。但我并非完全反对解放农民，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这一天早晚会到来。我想，诸位同我的见解是一致的，因而，从上面解决要比从下面解决好得多。”[1]（P178）
    这番讲话后来被认为是亚历山大二世登基以来实施对内政策新方针的雏形。随后，最高书刊检查委员会被撤消，尼古拉一世的“书刊检查恐怖”政策被放弃。这一举措是亚历山大二世在社会要求言论自由呼声日高的形势下，不得不作出的选择。当时，俄罗斯人包括沙皇及皇后对赫尔岑在伦敦出版的《北极星》、《俄罗斯之声》、《钟声》并不陌生；国内新创办的报刊也大声疾呼解放农民，对沙皇当局产生很大压力。解放农民的自由言论日益演变为社会力量，公开性成为亚历山大二世即位不久解冻的先兆。值得注意的是，在19世纪中叶，“公开性”和“解冻”这两个术语已经盛行。
    亚历山大二世对内政策新方向还表现在：取消1848年以来对大学的一些限制；自由颁发护照、设立公司；协助俄国公民加强对外贸易联系、借鉴西方先进科技成果；对幸存的十二月党人等政治犯实行大赦，其中有9000人重获自由。
    但是，亚历山大二世既不是狂热的顽固派，也不是鲜明的自由派。在即位前，他通过参与各种国务活动特别是农民事务秘密委员会，及时意识到了旧体制的危机。他把官僚作为依靠力量，并对一些有影响、敢作敢为的人委以重任。如尽管沙皇知道斯·斯·兰斯科伊青年时期曾参加过十二月党人组织，仍任命其为内务大臣。受亚历山大二世委托，兰氏在新沙皇加冕时同各省首席贵族进行了试探性谈话，示意贵族们同意解放农民。但贵族们对此表示沉默，只有亚历山大二世儿时的朋友、维连省总督夫·伊·纳季莫夫响应，并同意劝导本省贵族采取主动。一年后，正是从这里开始筹备农民改革。但是，多数贵族及官僚不想实行根本改革，取缔农奴制。
    亚历山大二世所倚重的官僚及官僚体制与以前相比变化很大。这时，官僚的升迁主要取决于其受教育程度，而非门第出身，使官僚结构及成分发生了明显变化。19世纪30-40年代，一批受过良好教育，有头脑有思想，对改革纲领及实施路线意见相近的自由派官僚出现了，他们分布于政府各部，特别是在内务部，其著名领袖恩·阿·米留金就出身于该部。1856年“解冻”伊始，米留金就着手研究棘手的农民问题。他以亚历山大二世的姑姑、大公夫人叶莲娜·帕芙洛芙娜解放其卡尔洛夫领地上的农民为例，阐述了取缔农奴制的实质、目的及任务，并提出了解放农民的总纲领。
    1857年1月15日， “讨论关于整顿地主农民生活措施”的秘密委员会成立，这是当局准备实施改革的标志。同年9月26日， 维连省总督纳季莫夫上书沙皇表示该省贵族同意不带土地解放农民。亚历山大二世很快审阅了纳氏的提议并将有关文件发给各省及首席贵族，秘密委员会未表异议。不久，国内报刊便把这份诏书及相关文件披漏出来，秘密委员会反悔为时已晚。从此时起，政府当局才公开承认将要取消农奴制。秘密委员会也已无秘密可言，便更名为农民事务总委员会。沙皇诏书就是法律，各地不得不无条件执行。贵族获准在当地设立贵族委员会，并依照诏书拟定本省改革方案，这意味着各省将有自己的改革方案及法律。1858-1859年初，欧俄46省设立了贵族委员会，改革机制开始运行。
    亚历山大二世在酝酿农民改革的重大关头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他的敦促下，农民事务总委员会拟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新的自由主义纲领。新纲领主张保留贵族私产，允许农民赎地为私有，取消地主世袭领地政权，农民取得公民权利，大地主经济和小农经济并存。1859年2月1日，国务会议正式批准米留金等人设计的改革模式即卡尔洛夫式解放农民方案。
    改革纲领确定以后，各省贵族委员会陆续开始制定改革方案，并将其报送总委员会。由于各省贵族委员会分成“多数派”和“少数派”，他们分别拟定方案，所以，各省报送的方案成倍增加。不仅如此，各省贵族委员会的工作是按照诏书进行的，而中央政府已于1858年通过法令放弃各省单独立法的主张。因此，对大量零散资料进行整理，并制定通行欧俄的新法律日益迫切，原来的农民事务总委员会已无能为力。在兰斯科伊和亚·伊·罗斯托夫采夫建议下，1859年亚历山大二世批准成立编纂委员会，并要求由罗氏担任该委员会主席。[2]从此， 这个委员会承担制定有关取消农奴制、保留贵族地产、把农民变成小私有者等方面法律的任务。
    罗斯托夫采夫作为该委员会主席，只服从沙皇的旨意，农民事务总委员会和国务会议不得介入。在物色委员会成员上，罗氏享有充分的权力。从成员上看，该委员会主要由自由派官僚和自由派社会活动家组成。1860年罗氏病逝后，米留金被一致推举为该委员会领袖。米氏长期在内务部供职，行政工作经验丰富，熟悉国家管理体制及农村状况，并与首都各界社会名流联系广泛。因此，他的上任有利于该委员会开展工作。
    编纂委员会作用举足轻重，其中自由派占优势，因为当时在省贵族委员会及整个贵族中，在中央及地方政权机构中，自由派都居少数。因此，编纂委员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支持各地的自由派，从而成为推进俄国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编纂委员会力图唤醒“整个社会意识”，其领袖为巩固自由派力量，传播并确立其改革纲领，尽可能利用公开性，避免“反复研究”，“互相推诿”的官场恶习，并且尽可能使政府不食言。该委员会多数成员具有高度责任感，工作效率惊人。在一年零七个月里，共召开了409 次会议，而农民事务总委员会和秘密委员会一年分别仅召开了28次和11次会议。[2]编纂委员会还搜集并出版了三大卷地产统计资料， 涵盖了俄国及欧洲所有有关农民问题的最新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