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纂委员会被引入国家专制制度，其成员的激进言行及其工作方式引起诸多非议。亚历山大二世虽然称其为“政府机关”，但它却没有与其地位相称的办公场所。更有甚者，现存国家制度将其视为异己，该委员会刚刚制定了农民改革方案就被解散。
    在编纂委员会工作期间，为了避免重重阻力，保证改革不间断进行下去，提出了如下改革思路：改革不触动现存制度；保留贵族地产，保留农民利用改革前的份地（靠服役）和将份地赎为私有的权利；根据其承担的义务计算赎金数量；国家作为贷款者参与赎买过程；赎买居于改革的中心地位。对地主而言，赎买不是义务。农民永久利用宅旁地、份地及承担相应义务不变，确实推动了地主承认赎买的原则。
    专制君主的主导作用是自由派官僚信心的象征，特别是自由派官僚未将立宪列入议事日程，从而被专制制度容纳。专制君主的有力支持成为取消农奴制及其他改革得以进行的保证，自由派官僚政治概念之最薄弱环节也正在于此。
    编纂委员会解散后，它所制定的农民改革方案先后提交农民事务总委员会和国务会议表决，遭到反对势力的坚决抵制。只是由于此时亚历山大二世的弟弟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担任农民事务总委员会的主席，改革方案才获通过。在国务会议上，该方案再次遭到非难，亚历山大二世力排众议，最终使农民改革方案获得通过。
    反对力量虽然未能阻止改革进程，但是对其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讨论改革方案的各个阶段，份地面积一再削减，义务一再增加，赎买使农民付出了沉重代价，与改革的基本目的（把农民变为小私有者）相去甚远。但改革基本内容即带土地解放农民、取消地主领地世袭政权得到了实施。
    1861年2月19日，亚历山大二世即位6周年之际，他签署了这项违背国务会议多数成员意见的农民改革法令。对此亚历山大二世极为满意，他说：“我有完成一项伟大使命的感觉”，亚历山大二世也因此在当时被称为“解放者”。后人包括史学家认为没有理由怀疑这一称号的合理性，但需要弄清楚这位解放者的真正动机、真实目的及其打算。在他写给其弟弟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的信件中流露了其内心的想法，即在迎接西方现代化潮流冲击中重新找回俄国昔日的尊严和辉煌。他真正关心的是俄国军事力量和外交地位，而对国内问题缺乏激情和热心。[ 1]（P188）国家不仅在农民改革中未投入一卢布，而且还从赎买交易中获利，而使农民陷于破产境地。与此同时，1863年军费支出竟占国家岁入的38.4%[3]（P150）。当时的财政大臣多次上书亚历山大二世， 力陈农民负担过重、军费支出居高不下的危险后果。
    广大农民则因份地减少、义务增加、赎金过重而大为不满。因此，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8月15 日在波尔塔瓦对村长们说：“风传你们等待着其它的自由，除了我给予你们的那种自由外，不可能再有别的自由了。去履行法律和2月19日法令吧！努力干吧！”[1]（P190-191） 15个月后，亚历山大二世在农民代表会议上再次重申了这番话。这些话后来逐渐传遍了俄国各地。
    亚历山大二世认为文明国家的现代司法制度与专制制度是和谐的整体，坚信专制制度是管理俄国人民的最佳方式。1861年11月10日亚历山大二世接见德国大使奥·俾斯麦时表达了这种观点。当俾斯麦问及俄国是否要立宪和实行自由主义制度时，亚历山大二世回答：“俄国人民自古以来对君主的无限尊敬永远不会消失。如果我让贵族或人民代表进入政府，可能会毫无代价地降低政府的威信；若沙皇威望不足以产生决定性影响，天晓得我们如何处理农民和地主事务。”[4]
    1863年，亚历山大二世派遣恩·阿·米留金镇压波兰起义时，他与米留金的谈话再次表达了上述观点：若在波兰人那里恢复议会和立宪，他亚历山大二世必须在莫斯科或彼得堡召开缙绅会议。而且他说：“就类似的变化而言，俄国人民尚不成熟。”他认为，在俄国不仅“普通人”（他认为这是俄国秩序的最可靠的支柱）而且“社会上层”“均不具备代议制所必需的教育程度”。
    因此，亚历山大二世在位25年，一直拒绝实行立宪。他成长于专制制度鼎盛时期，他所受的教育、他的智慧、性格、心理及品行深深地受到尼古拉一世的影响，这是他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面对波兰起义，他毫不手软，断然拒绝恢复议会。但是，他却实行了激进的土地改革，波兰农民象征性地交些钱即转变为私有者。因此，农民远离了起义，波兰危机被化解了。然而，1863年波兰起义后俄国国内社会政治力量的对立日益加剧。亚历山大二世虽然知道取消农奴制之初社会政治对立形势将激化，但他未必清楚这将导致何种后果或带来什么样的威胁。他对迅速发展的波兰民族解放运动反应迟缓；他大笔一挥就使自由派大臣及国务活动家落马，却同时继续利用他们的纲领及方案。他行事不是出自个人信仰，而是依据最高统治集团的利益和社会政治力量的变化。
    但是， 亚历山大二世执政初期， 自由主义倾向的改革继续进行。1862年，国家预算公开，并准备军事改革；1863年取缔体罚；1864年实行地方自治和司法改革。除了专制君主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特权之外，这些改革触及到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亚历山大二世没有意识到这将导致社会政治力量对立激化，保守且反动力量和激进革命力量日益抬头，改革事业和他本人都将受到难以预料的威胁。农民改革的主要活动家米留金及其助手曾提议建立中间党，以使自由主义改革继续下去，却被亚历山大二世视为异己。1866年，德·卡拉科佐夫对其行刺的枪声，成为改革事业及亚历山大二世本人悲剧结局的开始。
    三、亚历山大二世改革的反复
    亚历山大二世统治的最后十年里，他因奠定“新国家制度”而获得殊荣，却又成为革命者行刺的目标。1866年4月4日的枪声使他深受震憾，从此，国家政策趋向反动。改革反对者对亚历山大二世的恐吓确实奏效了。
    个人生活状况日益不佳也影响到亚历山大二世的思想倾向。1865年他22岁的长子、王位继承人尼古拉·亚历山大德罗维奇大公死于肺结核，玛利亚·亚历山德罗芙娜皇后体弱多病，这给亚历山大二世带来极大烦恼。经过长期犹豫彷徨和痛苦的内心斗争，他开始热烈追逐年轻貌美的公爵夫人叶卡捷琳娜·米哈伊罗芙娜·多尔戈鲁卡娅，这场罗曼史直到沙皇去世才终结。沙皇一生风流韵事无数，这次动了真情，使他不能自己。
    对暗杀的恐惧、对私生活的矛盾心理都深深地影响着亚历山大二世的国务活动。同时代的人发现，他经常陷入沉思，意志消沉，身体状况也不如以往。因此，他对处理政务的热情减退，对已经采取的新方针产生了怀疑，并日益走向保守。1866年5月13 日他在写给大臣委员会主席普·普·加加林的指令中解释，他自己的任务是“保护俄国人民免受那些刚刚萌芽的伪理论的侵略。这些东西会动摇社会的基础”[1]（P196），而对进一步改革问题很少提及。
    亚历山大二世身边的人也发生了变化。尽管实行公开性、废除农奴制以及国家欧化等方面有所进展，但是第三厅的作用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在沙皇遇刺以后得到了加强。一身二任的第三厅厅长和宪兵司令普·阿·舒瓦洛夫对亚历山大二世及上层都有决定性影响，沙皇意志薄弱，受其利用。舒氏直至1874年退休，权倾朝野，甚至被称为“彼得四世”、“阿拉克切耶夫第二”，当时政府的政策也被称为舒瓦洛夫政策。他使自己亲信担任政府要职，自由派官僚纷纷落马。
    尽管如此，改革仍在缓慢进行。1870年城市自治法通过；1874年普遍兵役法最后实施，成为俄国军事现代化的重要一步。然而，亚历山大二世及其政府日益失去往昔大刀阔斧推进农民改革的主动精神，对革命力量及自由主义运动的迫害逐步升级。担任陆军大臣20年并对亚历山大二世及其政府政策了如指掌的米留金，这样评价亚历山大二世在位的最后14年：“警察式的严厉非但没有打击叛乱，反而遭致众人不满，其中居心叵测者正在招兵买马”[5]（P57）。
    亚历山大二世更关心帝国向外扩张，特别是入侵中亚国家及中国。在欧洲，他极力摆脱巴黎和约的束缚，1877年再次发动对土耳其的战争，亚历山大二世亲自指挥战斗。俄国此役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军费投入11.13亿卢布（1878年国家预算为6亿多卢布）[1]（P208）；结束战争的圣斯特凡诺和约对俄有利，但在不久的柏林条约中被更改；俄国在这场战争中伤亡惨重，人们对政府的能力日益失望；依靠泛斯拉夫主义煽动起来的爱国主义热情只是暂时平息了革命民粹主义运动，但不久民粹派更趋活跃，并再次把沙皇作为行刺目标，直至行刺成功。继任的亚历山大三世在即位一周之后，就在他主持的大臣委员会上发表了专制制度不可动摇的宣言。这一宣言最终葬送了所有立宪幻想，成为政府走向反改革道路的标志。随后不久，政府中已为数不多的自由派官僚被解职，改革活动家终于被赶下政治舞台。
    综上所述，尽管亚历山大二世不具备改革者所需要的世界观、性格、气质、能力等，但是现实形势使他成为一名改革者。在他执政期间，实施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从而使俄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启动，这是他的主要功绩。虽然这些改革大多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从个人信仰上看，他不是自由主义者。他采纳自由主义纲领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俄国专制制度，甚至将专制制度与俄国的利益混为一谈。
    确实，俄国的专制制度根深蒂固。在取缔农奴制前，俄国各种思想派别也都相信专制制度能使俄国摆脱危机，进入历史发展的新阶段。专制制度本身也在国家组织及政治文化上表现出其稳定性和活力。即使在第一次的公开性中，专制制度拥有无限的权力，亚历山大二世牢牢控制着习惯于专制制度、失去了主动精神的国家。他无力也不可能走得太远，把这场伟大改革贯彻始终。农民改革法令颁布不久就被修正；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有关地方自治、司法制度、书刊检查及大学章程等方面改革的法律条文也被修正。因此，19世纪80-90年代的反改革很快使俄国政治现代化的最初成果荡然无存，尽管俄国工业化成就辉煌，但它产生致命的后果，国家难以承受跳跃式的变化，已有矛盾未解决新的矛盾又出现，各种矛盾的最终爆发不可避免。[6]（P85）
    在亚历山大二世改革初期，知识分子与政府当局尚能合作，自由派官僚的工作也使国家面貌为之一新。但是，专制制度得到强有力立法保证，“毫不动摇的专制制度”仍是禁区。昙花一现的公开性是专制制度不得已而默许，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其所用。但最终它仍被视为异己，为专制制度所不容。
    因此，亚历山大二世改革的命运是戏剧性的。改革事业本身是模棱两可的和不彻底的，自由派设计的改革纲领不得不交给其政敌去实施。在强大的封建专制制度面前，自由派官僚处处受到攻击，改革的保障机制异常脆弱，反改革势力得势不可避免。社会力量的无组织性使专制制度再次站稳脚跟，结果，改革只能服从专制制度自保的目的。亚历山大二世个人的悲剧命运也折射出改革的命运，俄国现代化进程依然步履维艰。
    收稿日期：1999-07-15
    【参考文献】
    [1]俄罗斯君主（1801-1917）[C].莫斯科：1993.
    [2]张广翔。俄国1861年改革新论[J].社会科学战线。1996（4）：232-237.
    [3]夫·夫·拉宾。19世纪俄国军事支出[A].俄国社会经济史问题[C].彼得堡：科学出版社，1991.
    [4]勒·格·扎哈罗娃。历史上的个人因素--亚历山大二世在俄国19世纪60-70年代改革中的作用[J].乌拉尔学报。1994（1）：53-63.
    [5]恩·阿·米留金日记（1881-1882年）[M].莫斯科：1950.
    [6]尤·斯·皮沃瓦罗夫。改革后俄国的政治文化[M] . 莫斯科：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