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期间的作风建设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开始一直工作到1976年毛泽东谢世，历经41年。在遵义会议之后，党开始了正确路线指引下的全面建设，提出了并大力地加强了作风的建设。下面，我们对这41年间的作风建设作一个简要的历史性分析：
    （一）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科学地概括成、并培育了“三大作风”，打下了党的作风建设的深厚根基
    中国共产党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作风？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中国革命的实践逐步显示出关键之所在。20世纪30年代初，对苏联经验搞教条主义的“左”倾思想，严重地危害了中国革命，这才使全党有了一次新的觉醒：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主张是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主张；“左”倾指导思想是脱离实际的，同时也就是脱离群众的，而党在艰难环境中谋得胜利的惟一依靠是群众。在这一时期中，党内不断发生意见分歧，“左”倾主张对待不同意见实行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在遵义会议之后对待犯“左”倾错误的人则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就提出了党正确开展自我批评这一重要问题。正是在总结这些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先是在1937年5月8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正式提出“作风”的概念；后在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要求党的思想及其实践“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到1942年，领导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终于在1945年4月召开的党的七大，概括出党的“三大作风”。毛泽东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4页。）“三大作风”的发扬，是党在七大以后取得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并引导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这三项历史性胜利的根本性保证。
    （二）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把握由在野党到执政党的历史性转变，创造了执政之后党的作风建设的良好开端
    1949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进入中心城市并领导全国政权之时，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预见到党在革命胜利和掌握政权之后遇到的挑战，他认为：对于这种挑战，必须以党的优良作风的发扬以应对之。这种挑战，毛泽东名之为“糖衣炮弹”，即社会上对共产党员的捧场、颂扬、侵蚀等软性进攻；引出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居功自傲，不愿再继续进取；一个是贪图物质享受，不愿再艰苦奋斗。毛泽东应对的方针是：“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8～1439页。）应该看到：这两个“务必”同“三大作风”是一脉相承的。谦虚谨慎，方能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方能为人民谋利益；两条都做到，离不开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同时也要看到：这两个“务必”是党在执政条件下的新的作风要求。有此“正风”，必能抵御各种“歪风”。从50年代到60年代，党的干部队伍真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跟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一起奋斗，保持了同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
    党在执政以后要保持本色，既要拒腐防变，更要依靠科学理论和正确决策领导人民取得建设的成功。党面临着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全新课题。党继续发扬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难的而又有成效的探索。毛泽东写作了《论十大关系》，创造了具有久远意义的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发表了《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提出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相结合的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撰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理论。这些重要著作，是党的实事求是作风所结出的硕果。
    执政的共产党更需要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建构民主政治体制，发扬民主的作风。在这个方面，党的八大，有其重要的贡献。邓小平在大会上代表中央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用了很大篇幅讲执政党“面临新的考验”，讲必须“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作风”。特别有意义的是邓小平代表党中央提出发扬党内民主，反对神化个人，禁止个人脱离领导集体决定重大问题；发扬人民民主，接受“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5～235页。）。这个报告，在作风建设方面发展了毛泽东关于“三大作风”的思想，突出了民主的重要性。后来的实践说明：没有民主，就没有正确的集中，就不能获得真理；没有民主，就没有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就谈不到群众路线；没有民主，就谈不上批评和监督。
    （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党犯了“左”的错误，未能使党的作风建设问题得到正确的解决
    1957年夏季以后，“左”的指导思想在党内逐步占了上风。从1957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党内在作风建设方面产生过尖锐的矛盾，走过了曲折的道路。1958年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1961年，在严重困难面前，毛泽东借他30年代初所著《关于调查工作》（后称《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的发现，提出搞“调查研究年”，从而制定了较为实事求是的农业、工业、商业、文教等各方面的一系列文件。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教训。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作了自我批评；要求贯彻“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路线，逐步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提倡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但面对农民“包产到户”的实践，党内要求平反历次政治运动中错案的呼声，毛泽东又作出错误的判断，在1962年10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错误主张，直到1966年极其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总之，从1957年夏季开始的10年，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曲曲折折，反反复复；“文化大革命”则使党的优良作风破坏殆尽；党和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给后人留下了党的作风建设方面的许多教训。其中重要的教训是：党在执政的时候，必须把传统的群众路线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党内相应的民主制度，严格防止权力过分集中。表现在党的作风上，必须强调民主的作风和依法治理的作风，坚决反对“一言堂”、“家长制”和个人专断的恶劣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