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问起多年的治史心得时，徐先生说：“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史，必须要练好三方面的基本功，即义理、考证和文章。”他说清代姚鼐就持这个观点，“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①章学诚也有类似的说法②。徐先生说：“我在多年的治史过程中，深感这一说法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行之有效的指针。”他又进一步解释说，“义理”类似今天所说的理论，主要指的是哲学修养。哲学修养关系到是否具有正确的史观和科学的方法论问题。我们要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并解决问题。我们治史要重视理论学习，主要是努力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其次，也需要了解中国传统哲学和外国哲学的一般知识。学习理论又必须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徐先生举了人口理论的例子。他说，早在战国中期，商鞅就已经提出了人口与土地必须在数量上保持平衡的论点，“民过地则国功寡而兵力少，地过民则山泽财物不为用。”③战国末期，韩非又在《王蠹》篇中提出过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分配的关系问题。明朝万历后期，徐光启（1562-1633）明确提出“人口按照一定周期翻番”的观点，“生人之事，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④这个论点比英国马尔萨斯关于“人口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倍”的说法早了近二百年，但从未引起后人的注意。清乾隆年间，洪亮吉（1746-1809）针对当时人口大量增加的现实，又明确提出人口繁殖率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率的看法，也没引起时人以及后人的关注。直到1926年1月，张荫麟先生在《东方杂志》第23卷第2号上刊布了《洪亮吉及其人口论》一文，详细推荐和阐发了洪氏的人口论。张先生认为洪氏的人口论（1774年提出）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相类似，而时间稍早四年。可是学术界只熟悉马氏人口论，而对洪氏人口论则一无所知。本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校长、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也提出要限制人口增长过快的建议。1957年6月，马先生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新人口论》的发言。次年，《新人口论》遭到批判和围攻，马先生被撤去北大校长的职务⑤。这是由于当时思想界没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和分析问题，也就是说没有做到全面地、历史地分析问题，而是片面地、机械地、教条地对待这一复杂的社会问题，终于酿成了今天人口负担过重的后果。
    ----------------------------------------
    注释：
    ①《惜抱轩文集》卷4，《述庵文钞序》。
    ②《章学诚遗书》卷9，《答沈枫墀论学》。
    ③《商君书·算地第六》。
    ④《农政全书》卷4，《田制·玄扈先生井田考》。
    ⑤见《竺可桢日记》第4册，第419页，1960年4月1日。
    ----------------------------------------
    “考证”或称“考据”，就是要学会鉴别材料、考订史实的方法。治史必须求真，即要把事实搞清楚。历史资料浩如烟海，真伪杂陈，非下一番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功夫不可。只有搞好这个工作，才有条件写出“信史”，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虚假的历史（伪史）终会被时代所淘汰。徐先生以“杯酒释兵权”为例来说明考证的重要性。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从北宋中期开始流传，直到现代绝大多数史家都深信不疑。在中国通史课本里，在专门史学论文里都加以叙述。通过对这一事件的记载进行认真考证，徐先生发现最早记载此事的是仁宗初年丁谓（966-1037）的《谈录》（他的女婿潘汝士编写的）和王曾（978-1038）的《笔录》。比他俩迟半个世纪的司马光从他的前辈庞籍（988-1063）那里听到“杯酒释兵权”的故事，把它记录在《涑水记闻》卷一中。到了南宋前期，李焘认为“杯酒释兵权”是宋初最大事件之一，深以史书未载为憾，因此在他所撰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太祖建隆二年七月条追述了这件事。徐先生在《“杯酒释兵权”说献疑》④和《再论“杯酒释兵权”--兼答柳立言先生》⑤两篇文章中，对上述记载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发现时代愈后，记载愈详，而且这些记载中的年代、情节多有抵牾，尤其令人费解的是：这样一件赞颂宋太祖的大事，在北宋官修的《太祖实录》、《三朝国史》中未见记载。况且，建隆二年七月正值太祖的母亲杜太后刚去世的国丧期间，朝廷上下不准举行宴饮之类的活动。徐先生通过以上考证，认为千百年来沿袭至今的“杯酒释兵权”说，因出处不明，疑点甚多，在未取得确证之前，似不宜引用，否则容易使宋初收兵权的措施简单化、戏剧化，背离历史事实。徐先生这两篇文章发表后，在海内外宋史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得到邓广铭先生与美籍华人刘子健先生等著名学者的赞同，并被一些宋史新著所采用。徐先生认为，搞考证犹如老吏断狱，一定要有坚实、充分的证据，最好能取得反证。不能单用默证，说史书上没有记载这件事，就轻率断定必为虚假，这是很危险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