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经济的发展不仅受着自然环境和社会政治条件的制约，也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演变产 生 一定的影响。史念海教授对这一问题日益关切，所撰《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变化及其对王朝 盛衰的影响》一文就阐发了这方面的思想[9]。文中，史先生以都城长安为中心，将隋唐的 版图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半部是富庶的农耕地区，是粮食的主要来源地；西半部是半农半 牧地区，为军马的主要来源地。在史念海教授看来，这东西两半部“犹如左右两臂”，在内 政清明、指挥裕如的前提下，就可保证国富兵强、郅治太平。唐朝前期，由于控制着这两个 地区，所以国势颇为强盛。及安史乱后，藩镇割据，威胁粮道，政府对左臂的控制实际上已 经瘫痪；加之吐蕃伺机东侵，半农半牧地区沦于敌手，国家失去右臂，马匹的来源也几至断 绝 。“左右两臂，一边瘫痪，一边断绝，不仅指挥不灵，甚至无以指挥，所谓郅治太平，就都 无由谈起了。”这样形象生动的论述，对政治史的研究当有一定的启迪。
    四、对黄河流域蚕桑事业变迁的研究
    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黄河流域的蚕桑事业是相当兴盛的，这里发达的丝织业不仅 解决了人们的衣着问题，丝织品还通过丝绸之路远销国外，在世界贸易市场上享有极高的声 誉。后来由于种种原因，黄河流域的蚕桑事业渐趋衰落，甚至要仰赖外地的供给。种桑养蚕 在今天仍是一项关系国民经济的大事，所以探讨历史时期黄河流域蚕桑事业变迁的过程和原 因，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史念海先生就撰写了《黄河流域蚕桑事业盛衰的变迁》一文[6]，依 据大量的文献史料并结合当时考古发掘的成果，系统地论述了两周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 及其以后诸时期黄河流域蚕桑事业兴盛、衰落的过程和原因。史先生在这篇论文里阐明，北 宋以前，蚕桑事业除了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一度衰敝外，基本上都是相当繁荣的。北宋 以后，黄河流域的蚕桑事业就有了较大的变迁，“无论就它的地区而论，或者就丝织品的质 量和数量而论，都在逐渐衰落”。其衰落的原因，史先生认为除了金元之际人口锐减、纺织 技术逐渐外传以外，也与棉花的传入和植棉地区的逐渐推广有重要关系。史先生还以陕西米 脂县和河南密县的事例，驳斥了气候变迁论者的错误说法，积极倡导恢复黄河流域的蚕桑事 业，可惜当时有关部门囿于陈说，未能接受史先生的建议。后来又逢十年动乱，百业俱废， 史先生谋求恢复黄河流域蚕桑事业的宏愿自然更是无以实现。
    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结合新形势的要求，史念海先生踵继前业 ，发表了《陕西地区蚕桑事业盛衰的变迁》一文[5]。在这篇7万余字的长篇论文中，史先生 博采文献，并参证以最新考古成果和野外考察所得，详尽地论述了自新石器时代以来陕西地 区蚕桑事业兴衰变迁的历程。他认为陕西地区虽然不是黄河流域最重要的蚕桑地区，但这一 地区蚕桑事业的兴衰却有其独特的方面。金元时期这一地区的蚕桑事业有所衰落，但明代又 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只是到了清中期才完全走向了衰落。通过大量的实例，史念海先生批 驳了一些旧方志中所提出的“风土不宜”的观点，同时也否定了有些人把陕西蚕桑事业衰落 的原因归结为当地妇女懒惰的荒谬说法。在这篇文章中，史先生对如何解决桑业和棉业的矛 盾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根据解放后安康地区荒山沙滩育桑的成果，史先生认为：“种 棉和种桑在土地利用方面并不像从元朝以后数百年来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二者是不会冲突的 。如果到处都能利用闲田空地，大量种植桑树，解决了衣服原料的问题，甚至棉花都可以少 种 ，腾出土地，改种粮食或者其他作物，土地利用率不仅不受到影响，相反还要更为扩大。” 陕西和黄河流域其它地方一样，只养春蚕而不养原蚕，也就是说所养的只是一岁一化的蚕。 这时棉花下种不久，还不需要多费人力。根据这一特点，史念海先生还建议，“乘此农闲的 时候”，积极养蚕，“发展农家副业，提高农村的生活，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这些科学 的论证和积极的建议，对陕西地区乃至黄河流域蚕桑事业的复兴当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五、关于黄土高原农林牧分布地区变迁
    史念海先生研究历史农业地理不局限于农业生产布局本身，还探讨土地利用与自然环境演 变的相互影响。这是对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重大贡献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黄土高原 的环境变迁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为了推究其中的缘由，史念海先生对这一地区农林牧 分布格局的变迁状况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其《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两 千三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地区的分布及其变迁》两文便是有关这一方面的 代表性论文[5]。
    黄土高原是一个农牧兼宜的地区，由于历史时期国内各民族的矛盾和冲突，这个农牧兼宜 的 地区为农为牧，曾经有过几次大的改变。在《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一文里 ，史念海先生认为，黄土高原由牧转农先后共有三次：“第一次是战国后期至于秦汉时期， 第二次是隋唐时期，第三次则是明清以来。在一、二两次之间，这里又恢复到游牧地区，当 时游牧地区不仅得到恢复，而且有了扩大，远远超出于黄土高原之外。在二、三两次之间， 农业地区和游牧地区参差并存。虽是并存，游牧地区仍稍逊于农业地区。”这篇文章中，史 先生还探讨了黄土高原农林牧布局的变化对黄土高原本身和黄河下游地区环境变迁的影响 ，他认为：“黄土高原在作为畜牧地区时，侵蚀就不甚显著，在作为农业地区时，侵蚀就较 为严重。”黄土高原生态环境的变迁，又进而影响到黄河下游河道的变迁。历史时期的黄河 曾经有过两次相对安流的时期，一次是由商周至于秦代，一次是由东汉初年至唐代后期；也 有 两次频繁泛滥的时期，一次是西汉时，一次则是唐代后期到解放之前。“正是由于这两个长 期相对安流时期黄河中游植被相当良好，侵蚀不甚显著，随河水下流的泥沙不多，黄河下游 的河床不致因泥沙堆积而迅速抬高，所以能够长期相对安流。而黄河频繁泛滥的时期，正是 黄河中游到处开垦，破坏草原，农业地区代替了畜牧地区，而森林又相继受到严重摧毁，林 区相应地大幅度缩小。植被既已破坏，侵蚀就趋于严重，泥沙也随水流下”，基于这样的认 识，史念海先生提出了两条治理黄土高原的原则，一是“应立足于保原治沟”，二是“调整 农林牧分布的地区”。至于如何搞好农林牧的合理布局，他认为关键是要“解决农业地区 的问题，甚至于在某些地方实行退耕还牧”，调整后的农林牧分布格局，大致是犬牙交错的 景象，“利用河谷川道以及其他一些平坦地方经营农业，较高的缓坡地方则经营牧业，再高 的陡坡地方就可以植树造林，使之成为林区”，如此精心的论证和设计，对当前黄土高原的 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应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