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罗斯福对中国的认识
    尽管罗斯福非常关注中国对美国战略利益的重要性，他对中国与中国人却是十分瞧不起的。他认为，中国人是“落后民族”，缺乏文明的各种品质，特别是缺乏凝聚力，因而不可能成为一个具有战斗精神的国家。在东亚诸国中，罗斯福只推崇日本，因为日本效法西方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具有十分优秀的战斗精神。他认为中日同种的说法简直是胡扯。（注：Elting E.Morison,The Letters of Theodore Roosevel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1～1954,Ⅳ，p.917. ）中国若不进行脱胎换骨的内部变革，就不可能步日本后尘，跻身于他所敬慕的好战的文明国家之列。（注：Howard K.Beale,Theodore Roosevelt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Collier Books,1973, p. 167. ）1897年，佩尔逊（Charles H.Pearson ）发表《国民生活与性格》一书，提到中国众多的人口及高生育率将会威胁白色人种。罗斯福认为这种担心纯属多余。因为决定国民性格的主要因素并非人口的多寡与出生率的高低，而是自强自立、勇于进取的战斗精神。中国人缺少的正是这种精神。在中国，“军人职业是被人瞧不起的”，中国人本身不可能成为出色的战士。中国实际上是一个没有防御能力的国家，“任何时候一小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即可夺占北京”。而且中国缺少向心力，实是由各个省份组成的松散的聚合物。这样的民族、这样的军队、这样的国家，如何谈得上对白种民族构成威胁。（注： HowardK. Beale,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toWorldPower,Collier Books,1973,p.167.）与马汉不同，罗斯福一点也不担心所谓“黄祸”。（注：Howard K.Beale, TheodoreRooseveltandthe Rise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Collier Books,1973,p.44.）
    罗斯福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观念使他不可能平等地对待中国人。他极为蔑视中国在国际关系中所应享有的民族尊严与权利。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曾有两个日本间谍躲入上海美国领事馆。在中国政府的强烈要求下，美国国务卿格莱斯翰姆（Walter Q.Gresham）同意将这两名日本人交中国处理。罗斯福为此对格莱斯翰姆大加挞伐。他觉得，美国政府竟然屈从于中国人的要求，真是丢了美国人的颜面，格莱斯翰姆“非常愚蠢与怯懦”， 应该受到弹劾。 （注： HowardK. Beale,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toWorldPower,Collier Books, 1973, pp.56～57.）罗斯福经常大谈美国的尊严与权利，但在他的眼里，“落后”民族却不配享有尊严与权利。因此，尽管义和团反帝运动与抵制美货运动的主要原因出在美国等外来侵略者身上，罗斯福也认为，中国人无权反抗列强，必要时可以用武力让中国人懂得这个道理。（注：Howard K. Beale,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Collier Books, 1973, p. 48.）
    在罗斯福看来，中国是很不幸的，但这种不幸却丝毫不值得同情。中国资源丰富，却孱弱不能自保，沦为列强宰割的对象。美国必须引以为戒。他警告美国人切不可让感情用事之徒控制国家政权，否则必会导致“懦弱无能”和“中国式的腐败”， （注：Howard K. Beale,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toWorld Power,Collier Books,1973,pp.167. ）中国已经以其不幸给美国提供了一个活的教训。罗斯福常这样揶揄身边的软弱无能之辈：瞧，你简直就像一个中国人！（注：Howard K.Beale, TheodoreRoosevelt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Collier Books,1973,pp.43. ）他还猛烈抨击反对海军拨款的人，说他们是存心想把美国降低到中国的水平。（注：Howard K.Beale,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Collier Books,1973,pp.167.）
    罗斯福对中国有如此灰暗的看法并不令人费解。首先，他对中国的认识是间接的，主要来源于曾与中国打过交道的外交官、商人、传教士的言论与著述。而这些美国人对中国的描述基本上是灰暗的。中国人总是被说成愚昧无知、胆小怕事、缺乏爱国热情、落后保守。比如，在华传教多年的明恩溥（Arthur H.Smith）所著《中国人的性格》一书，就用“胆小怕事”、“思维混乱”、“漠视时间”、“自私自利”等作为章节标题，长期影响着美国人的中国观。曾来华勘测粤汉路的工程师柏森斯（William B.Parsons ）在回国后出版了一本名为《一个美国工程师在中国》的见闻录，说中国是一盘散沙，只对强者低头，甚至认为中国“是一个死亡于几个世纪之前的国家，未被埋葬入土，而仍作为一个活木乃伊留存于世”（注：Michael H.Hunt, FrontierDefenseandtheOpen Door:Manchuria i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1895 ～1911,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pp.46～48.）。美国在华外交官也持类似看法，说中国缺乏脊梁，没有爱国意识，只屈服于强者，所以根本不配享有平等权利而只配被别国统治。这些描述与看法对美国外交政策制订者的影响是巨大的。国务卿海约翰致送“门户开放”照会时根本就没有咨商中国人，原因就在于他认为这是美国与列强之间的事，中国的态度可以不必考虑。所有这些，也就成了罗斯福认识中国的“第一手材料”。其次，罗斯福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总是把黄种人看成天生低白人一等，无法达到白种人的文明程度，白种人注定要担负起教化、管理黄种人的责任。中国当时备受列强欺凌，多灾多难，在罗斯福眼里，这反倒是中国人的过错。罗斯福本人就是一个通过自我奋斗走向成功的人。他特别欣赏像日本这样通过自我变革而走上富强的国家。在他看来，中国虽有悠久的历史，但却不具备这种变革能力；中国这种积贫积弱的现状会持续下去，中国的问题将长期存在。（注：Frank J. Merli and Theodore A.Wilson,Makers of American Diplomacy:fromTheodore Roosevelt to Henry Kissinger,New York:1974,p.10.）
    罗斯福对中国的谬见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得到进一步发挥。1900 年6月，罗斯福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与麦金莱搭档进行总统竞选，11月在大选中获胜，次年3月就任副总统。 罗斯福的这一新角色使他的言谈更代表着美国官方的声音。他把义和团反帝运动看作是骇人听闻的野蛮暴行，认为义和团是菲律宾“阿奎那多叛乱的翻版”，列强应积极采取行动控制这场“叛乱”。 （注：HowardK.Beale,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Americato World Power,Collier Books,1973,p.170.）他赞成美国派兵去中国，认为这将有助于“为商人、农民、工人获取开放市场的利益”（注：Howard K.Beale,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ofAmericato World Power,Collier Books,1973,p.169.）。他还借机为殖民主义张目，认为中国发生的这一事件为美国在菲律宾实行殖民政策提供了证据。否则，在菲律宾的美国妇女儿童将像在北京一样可怜无助。（注：Howard K.Beale,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Americato World Power,Collier Books,1973,p.169.）中国人与菲律宾人一样，都没有能力自己管理自己（注：Howard K.Beale,Theodore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Collier Books,1973,p. 174.），列强有责任将中国人“从野蛮状态中拯救出来”（注：Howard K.Beale,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RiseofAmericato WorldPower,Collier Books,1973,p.171.）。 尽管罗斯福也承认八国联军犯下重大罪行，但却认为美军在中国“从未杀害妇女儿童”（注：Howard K.Beale,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toWorldPower, Collier Books,1973,p.172.）。美国派兵去中国只是履行“一点国际警察的责任”（注：Howard K.Beale,Theodore RooseveltandtheRise of AmericatoWorldPower, Collier Books,1973, p.173.），帮助中国恢复秩序与和平。他在第一份国情咨文中还为美国出兵中国辩护，认为中国发生的义和团事件危及美国人的生命安全与利益，美国出兵参加列强的武装干涉乃是必然的选择。（注： Howard K.Beale,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ofAmerica toWorldPower,Collier Books,1973,pp.169～170.）相反， 若美国不派军队去中国，必将铸成历史大错。罗斯福考虑问题是站在美国殖民主义的立场上，全然不顾列强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痛苦的事实。如前所述，他甚至对俄国占领中国东北、损害美国利益的行为也不以为意，认为这与义和团对美国在华利益的威胁相比仍是次要的，时下急务应是列强之间能协调行动， 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问题。 （注：The AnnualMessageofthe President Thansmitted to Congress,Dec.3,1901.See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1901.）这明显暴露了罗斯福对华关系中的帝国主义立场。
    三、罗斯福的中国观与对华政策之间的关系
    由上可知，罗斯福在出任总统前已经形成了对中国问题的基本看法。一方面，他十分重视中国，看重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另一方面，他又十分轻视中国，鄙视中国人。当政后罗斯福的对华政策明显地受到这些基本看法的影响。
    由于罗斯福把中国问题上升到战略高度来认识，所以他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特别关注列强在中国的争夺，积极使美国参与其中，努力扩大美国在中国的影响，以期使美国在维持远东均势中扮演重要角色。1901年12月3日， 他在致国会的第一份国情咨文中就用了相当多的篇幅谈中国问题，认为中国问题关系到美国的切身利益，美国必须继续推行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努力拓展在华商业利益，获取更多的优惠与特权。（注：TheAnnual MessageofthePresidentThansmittedto Congress,Dec. 3,1901. SeePapersRelatingtoth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United States,1901.）他在任期间的对华政策，都是以扩大美国在华势力与影响为出发点的。他积极介入俄日对中国东北的争夺，利用日俄战争推进美国的势力；他不惜超越外交常规与礼仪，插手中美粤汉路权纠纷，企图让美资保有粤汉路租让权；他软硬兼施，压制中国人民的抵制美货运动，希望减少美国经济损失，维护美国的威望。这一切外交行动，与罗斯福对中国价值的认识息息相关。
    另一方面，罗斯福对中国的蔑视也在其对华政策中得到充分反映。在国际间涉及中国问题的处理时，罗斯福只与列强打交道，不咨商中国政府就擅自作出决定。例如，他在由他出面斡旋的日俄朴茨茅斯和会上把中国东北权益私授日本，事后还逼迫中国政府接受这一安排。这表明他完全罔顾中国的国际地位与权益。在处理中美双边关系时，罗斯福往往蛮不讲理，以势压人。他瞧不起华人，一贯赞成排华，在任期间执行严厉的排华政策；他不能容忍中国人民以抵制美货的方式报复美国的排华政策，对清政府施以威胁甚至武力恫吓，逼迫它去压制抵货运动；在干预中美粤汉路权交涉中，他态度强横，使尽威逼、恐吓手段。这些处理态度与手法同其对中国的蔑视显然是一脉相承的。
    当然，罗斯福的中国观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时势的变化而有所改变。当政前，他对中国的经济、战略价值给予了很高的估计，但这种估计只是一种思想认识，并未完全付诸政策实施。当政后，他发觉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其实是有限的，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也不如拉美、菲律宾那么重大。所以，在美国向中国东北渗透势力的过程中，罗斯福遇到强敌俄国与日本的排挤，便非常现实地选择了退让。与他原先对中国战略地位的估计相比，这种退让显然也是认识上的一种修正。另外，他对中国的态度也是有所变化的。他一向赞成排华，但1905年中国抵制美货运动以及收回粤汉路权运动却使他看到了中国出现的新的民族精神，他对华人的态度因而有所改变，颁布了一系列行政命令改善非劳工华人入美的待遇。他与中国打交道一向是以硬的一手为主，但在发觉强硬的一手会使中国人更加敌视美国，从而损害美国利益时，他也采用软的一手，退还部分“庚款”用于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就是具体表现。1908年11月，罗斯福发表题为《中国的觉醒》的文章，对中国出现的维新趋向持肯定态度，并赞扬中国新的民族主义精神。（注：[美]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5页。）这表明他对中国的蔑视态度已经有所改变。
    综上所述，罗斯福的中国观形成于他出任美国总统之前，其中颇多主观、偏狭、臆断之处，浸润着扩张主义与种族主义的观点，反映了那个时代美国扩张论者比较一致的看法。1901年罗斯福当上美国总统后，其中国观又在很大程度上指导、规定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制订与实施。当然，受国际局势及中美间各种互动因素的制约，他有时也不得不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作细微调整，其对中国的态度也因而有些许改变。但这些都没有从根本上背离他当总统前业已形成的中国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