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与欧洲、东方与西方的关系问题，自从18世纪以来一直是俄国和西方学术界、政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也是当今国际政治中人们较为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以往人们总喜欢或从政治或从宗教斗争，或从地缘或从“思想”特点诸角度来分析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虽然不无道理，但笔者认为其中感情色彩较重、失于片面者居多。 把国家民族主义（state nationalism）与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 ）结合起来即从文化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考察该问题或许是一个比较好的视角。
    所谓国家民族主义，是指与国家利益相吻合或一致的、通过国家形式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它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内容，是一种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恒常起作用的，有时甚至起决定作用的力量或因素。它有全民性、排它性、时代性、阶级性等特点，是全体国民共同具有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倾向。[1] 国家民族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都可以表现出来，其中在文化方面的表现称之为文化民族主义。然而这种文化不是一般的、所有的文化，而是直接或间接地与国际政治相关的、广义的文化，它包括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宗教信仰、价值观念、法律体系，还包括民族属性（血缘）、民族凝聚力、社会心理、国民性格、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人际关系、风俗习惯甚至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地缘、语言文字、文明类型等范畴。一国内部的社会制度、政治思想、行政管理在一定条件下也与对外政策有关。政治文化是多层次、多结构、多矢量的。在国际政治中，政治文化诸要素既不是同时起作用，也不是平均起作用，它们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所起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同的。[2]
    俄罗斯与西欧和中欧相比，不仅是地理位置不同，而且在宗教、思想、文化、经济、民族国家的形成、政治思想和社会制度诸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
    俄罗斯的政治、文化、经济重心是在欧洲，传统上是一个欧洲国家，但幅员主要在亚洲，地处欧洲的边缘地带。当前，随着苏联解体，俄罗斯更是退向欧洲边远地区一千多公里，回到了彼得大帝时期的疆界。大陆文明特色，显然不同于以英法德为代表的西欧地区的海洋文明。
    公元395年，罗马帝国正式分裂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 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公元1054年，基督教也以这种领土分裂为基础分裂为希腊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俄罗斯东正教先是从拜占庭帝国那里取得独立地位，继而取代拜占庭成为欧洲东正教的中心。近千年来，天主教始终没有放弃重新统一的事业，处于积极的攻势，而俄罗斯东正教相对保守，处于防御态势。[3]（P100）但天主教没有能够取得成功。 整个说来，西欧和中欧受罗马拉丁天主教文化的影响相对较大，中世纪时，神权高于王权，天主教享有“万流归宗”的地位；而俄罗斯和东南欧受希腊拜占庭东正教的影响比较大，俄国沙皇与东正教的关系“就像骑士和马的关系那样和谐”。[4]（P82）
    由于处于欧洲的边远地带，西欧文艺复兴运动和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只波及到了中欧和巴尔干半岛，对俄罗斯影响甚微。在文艺复兴时代，整个东欧包括俄罗斯都没有出现具有重大意义和重大影响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思想家。[5]（P23）西欧既是基督教文明的中心，又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发祥地。俄国总是与西方不合拍。当西方在全球寻求海外市场和原料产地时，俄国在寻求通往西方的出海口；当西方在为争夺海洋霸权而厮杀时，俄国正忙于国内殖民，征服少数民族；当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在西方迅速发展时，俄罗斯却出现了农奴制再版；当西方高举“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时，俄国却抛出“东正教、国民性、专制制度”的“三位一体”；当“人民主权”的观念在西方深入人心时，沙皇专制在俄国却成为冷酷的现实。
    西欧与俄罗斯的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和形成时间也不相同。俄罗斯要晚于西欧国家。世界上第一批民族国家就形成于西欧，如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时间是从13世纪中叶到15世纪下半叶，英法民族国家是同步产生的，并且它们的形成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基本上是同时的。苏联有的学者也认为俄罗斯民族与国家的形成是同步的，时间为15-16世纪。[6]但西方有的学者认为俄罗斯民族意识的里程碑要算到1812 -1815年反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7]（P8）。
    根据美国学者斯塔夫里亚诺斯的见解，东欧地区包括俄罗斯在经济上落后于西欧是在工业革命开始前后，即16-17世纪。东欧没有抓住机会，使得它在与西欧的经济关系中沦落到“第三世界”的附庸地位。东欧向西欧出口农产品、原料，而从西欧进口工业制成品。最后的结果是欧洲大陆一分为二：一方面是富有活力的、工业化的西北欧，另一方面是农业的、依附性的东欧。这一划分的格局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叶[ 8]（P49）。由于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发达， 东欧各地的联系远没有西欧各地密切。
    俄罗斯虽然极度自尊，但由于落后，不得不向西欧先进国家学习。赶超西方，是俄罗斯历史发展的主旋律之一。彼得大帝改革，是器物技术层次上向西方学习；叶卡捷琳娜女皇搞“开明专制”，是思想层次上的向西方学习；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封建农奴制的俄国敌不过资本主义英法的船坚炮利，沙皇被迫实行农奴制改革，这是制度层次上的向西方学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又打不过德国，失地陷城，引发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从而开辟了崭新的赶超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当今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的改革，在某种意义上不也是向西方学习吗？因此，俄国外交的一个基本战略就是先欧后亚，先西后东，力避腹背受敌，两线作战。
    正因为俄罗斯广袤无比，俄罗斯民族性格坚韧，所以能够“以空间换取时间”，以牺牲土地、资源为代价换取国家的强大。虽然拿破仑威风八面，攻下了莫斯科；虽然希特勒不可一世，兵临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城下，似乎离征服俄罗斯只有一步之遥，但最终却仍为俄罗斯所打败。拿破仑晚年在流放地不止一次地说过，俄罗斯是不可战胜的，他还危言耸听地预言十年后欧洲将沦为俄罗斯的一个共和国。[9]（P31）就连邱吉尔也惊讶于“俄罗斯帝国在承受打击、经受痛苦后所表现出来的恢复自身力量的能力”[10]（P125）。俄罗斯民族主义最初是被动的、防御性的，经常受波兰、德意志、瑞典这些欧洲强国的侵略和奴役。只是后来俄罗斯成为虽然是迟到了但是站起来了的历史巨人，俄罗斯民族主义才逐渐改变了性质，而变得咄咄逼人和富于侵略性。
    俄罗斯对欧洲具有双重意义，既是对均势的威胁，又是均势的维系关键国，对均势很重要又不完全属于均势。[11]（P121）俄罗斯在历史上既挡住了蒙古人的西进，又遏住了土耳其伊斯兰教的北犯，守卫了欧洲东部和东南部的大门，保卫了欧洲，但又得不到欧洲的认同和尊重，更得不到补偿，因而民族心理常不平衡。
    对俄国影响最大的两次文化潮流--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都源于西方，然而俄国人把基督教变成了东正教，把莫斯科变成了东正教的中心，第一罗马已经衰败（意大利罗马），第二罗马即将衰亡（君士坦丁堡），第三罗马巍然屹立，永放光芒（莫斯科），第四罗马不会出现。[12]（P14）俄国现在有学者“不承认东正教是西欧文化的一部分” [ 10] （P122）。俄国共产主义者又把马克思主义结合俄国具体国情发展成了具有世界影响的政治学说--列宁主义。当资本主义企图按它们的意志统一世界时，俄国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法西斯主义被打倒后，世界上出现了与资本主义阵营相对抗的社会主义阵营。欧洲被再次分裂为两个部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俄国有的学者不认为是美国的胜利，相反是苏联自身的垮台，结束了冷战，因而是俄罗斯本身的胜利。戈尔巴乔夫撤出东欧，是为了与西方的合作；苏联解体，是民主派为了搞倒戈尔巴乔夫。[13]（P13）西方还保留着北约和欧洲联盟， 苏联已解散了华约与经互会。当前，西欧加强了“合”的趋势，而东欧呈现的却是“分”的格局。
    正因为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复杂性、矛盾性和独特性，“俄罗斯思想”、“俄罗斯精神”、“俄罗斯灵魂”、“俄罗斯道路”是历代关心祖国命运的俄罗斯学者热烈的话题。丹里列夫斯基和别尔嘉耶夫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两位。丹里列夫斯基从宗教、文化、政治和社会经济等四个方面对斯拉夫和德意志-日耳曼民族进行了专门的比较。他们认为，俄罗斯是一个特殊的民族，特殊的国家，是东正教的中心，是上帝的选民，有救世主义的使命，是斯拉夫人中最有生命力的部分，是惟一享有独立地位的斯拉夫国家。即使在斯拉夫人中，俄罗斯民族也具有优越性，因为它有独特的禀赋。他们特别强调要与德意志-日耳曼种族作斗争，要反对对西方的奴仆和模仿倾向。[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