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围绕企业秩序，提出一系列整顿思想
    调整时期，企业秩序混乱，产量大幅下降，指标难以完成。邓小平围绕制定和试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就怎样看待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的关系，重视技术人员特别是年轻技术人员，探索企业提高效益的机制，厂长行政负责制与党委领导的关系等，发表了一系列真知灼见，对恢复和建立正常的企业生产秩序，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61年6月17日，邓小平主持的书记处会议决定起草工业条例。从7月起，他主持书记处会议多次讨论修改条例草案。9月，在经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审阅后，形成《工业七十条》下发到企业党委，传达给全体职工，选择试行，整顿企业。
    当时企业出现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搞群众运动，破除了科学的规章制度。邓小平反思了大跃进中用群众运动搞经济建设的做法，认为群众运动并不等于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指“党的正确的路线、政策是从群众中来的，是反映群众的要求的，是合乎群众的实际的，是实事求是的，是能够为群众所接受、能够动员起群众的，同时又是反过来领导群众的”[2]（P,288），而群众运动“只是群众路线的一种形式”[2]（P,295），不能一年到头搞运动，不能这里搞什么运动那里也搞什么运动。他认为我们党的历史、传统，主要的还是实事求是地作经常的、细致的工作。“这几年有没有群众路线呢？不能说没有，但至少相当多的群众运动不是群众自愿的，是违反群众路线的。”[2]（P293-294）他明确批评了天天开大会、天天贴大字报、万人上山大炼钢铁等错误做法，认为这种群众运动是不合群众路线的，是反动的。[4]
    邓小平非常重视技术人员的作用，强调要大量培养和提拔年轻技术人员。大跃进时许多企业对技术人员特别是年轻技术人员关心和使用不够，对此，邓小平在1961年11月23日的书记处会议上明确提出：1、重视二十几、三十几岁的年轻人，大胆提拔大学毕业生当工程师，有多少提多少，再没有钱，也要把这批人提起来。2、提拔的条件主要看专业技术水平，可以破格提拔。3、建立考核委员会，不要漏掉人才。4、学位不搞不行，先搞一个方案[2]（P,291-292）。邓小平的这些思想既有针对性又富有远见。
    提高企业效益是《工业七十条》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条例第一章讲的企业和国家之间“五定”、“五保”的关系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探索。邓小平对此作了重点思考。在1961年7月25日，12月18日以及1962年5月的书记处会议上，他多次阐述了企业管理的改进问题，强调企业要实行严格的定员定编，内部不能有多余的非生产人员，这些人员可以分流出去，或由国家包起来开支，赔在明处；或搞集体所有制，实行独立核算，同企业进行等价交换。
    《工业七十条》在试行中引起争议比较大的是厂长行政负责制。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很鲜明，也很坚决，就是要不折不扣地执行行政管理方面的厂长负责制。1961年12月18日，在书记处会议讨论企业整顿问题时，他说，企业生产指挥权一定要集中在厂长负责制上，至少3年内如此。1962年7月11日，书记处听取国防工业情况的汇报时，邓小平指出：七十条明确规定行政上由厂长负责，书记不干预日常行政事务，为什么企业要设那么多的副书记？针对有人说七十条还在试点时，邓小平说：七十条不要试点了，也不要等修改了，就那样办；哪一个书记独断专行，不执行七十条，请你们提出名字来；今天各部都在这里，今后要按新章程办事，要百分之百地执行七十条。邓小平之所以强调厂长行政负责制主要是针对大跃进时期“书记一长制”导致的生产技术工作中的许多瞎指挥和无人负责的弊端而言，这个思想在调整时期对于恢复企业生产产生了明显效果。
    总之，围绕《工业七十条》的制定和试行，邓小平提出了许多整顿企业秩序的思想。《工业七十条》颁布后，围绕调整工作的中心，企业整顿在清仓核资、清理拖欠、扭亏增盈、增产节约方面进行了扎扎实实的工作。1965年，全部工业基本上消灭了经营性亏损。我国工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三、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
    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是中央领导在调整时期的一个重要思想。这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指要收回自大跃进以来不适当地下放给地方的权力。第二层特指批评各地在完成中央交办的任务方面畏难甚至抵触的消极态度。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大量阐述，构成其调整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的问题上，邓小平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一样，首先承担了自己在大跃进中应负的责任。自1961年3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起至七千人大会，邓小平多次表示：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中央的责任，主要是高指标、几个“大办”和一系列连锁反应，首先由做具体工作的中央书记处负责。在七千人大会上，邓小平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表示“今后订计划，一定要切合实际，并且留有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