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的第一层含义。大跃进时为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中央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加大了权力下放的力度，地方在企业管理、计划编制、基建项目审批等方面都有广泛的权力。由于层层下放、管理滞后、协作关系被打乱，国家宏观经济出现了失控和混乱的局面。对此，毛泽东在1959年6、7月指出：体制问题上“‘四权’（指人权、财权、商权、工权--笔者注）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要强调一下统一领导、集权问题。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收回来归中央、省市两级。”[5]为此，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作出一系列决定，陆续收回1958年以来不适当地下放的权力。1961年1月15日，他批发了中央批转财政部党组《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加强财政管理的报告》，指出要严格财经纪律，坚决纠正财权过于分散的现象。20日，他批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指出“1958年以来，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下放给专、县、公社和企业的人权、财权、商权和工权，放得不适当的，一律收回。”1961年9月5日，他在庐山会议上说：过去集中过多是不对的，以后又下放过多了。我们今天来总结经验，有四个东西不应该下放，第一是职工人数，第二是工资总额，第三是现金管理，第四是物价管理。这四个东西，我们现在要把它收回来。12月4日，书记处开会讨论1962年计划安排时，针对1961年基建投资多支出20多亿元，钞票发行将近120亿元的情况，他尖锐地指出：财政银行权还没有抓住？这个口子不把不行，财政银行权只能在中央，不能给各地。
    关于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的第二层含义。这个分散主义的特定含义可以从1961年11月16日邓小平批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中看出，即“分散主义状况，本位主义观点，不讲老实话的作风，在执行国家收购农产品任务上不照顾大局，片面地只顾本地区或者只顾农民一头，缺乏朝气，缩手缩脚的畏难情绪，等等”。由于当时我国粮食形势异常紧张，加之考虑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书记处要求1962年粮食征购数达到820亿斤，相应的粮食产量要达到3400亿斤。各地对此普遍表示出畏难甚至抵触的消极态度。因此，邓小平在1961年底书记处会议上多次讲话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中央权威，实行全国一般棋。他说，大跃进高指标时，大家接受任务痛痛快快，但现在讨论低指标时却发生了很大的顶牛；党的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要有一个理想，一个志气，就是在3年调整后还要继续前进；现在的状况是大家斤斤计较于各部门眼前细小的利益，缺乏共产主义理想和风格；党章讲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全党服从中央是核心；不是说中央做得不对的，每个部门也照办，而是说即使中央有点错，大家也错个明白，这样纠正也容易。[6]邓小平讲话后，许多部门和省市在接受任务方面有了明显的改进。邓小平关于反对分散主义的这个思想，是随后召开的七千人大会的初衷。
    但是，中央领导层以及各地的主要负责人在如何把握反对分散主义的上述两个层面的含义的轻重及主次上有不同看法。七千人大会的进程反映了这种区别。
    1961年底至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原定的主题是在上述第二个层面含义上的反对分散主义。毛泽东认为当时收购不上东西，承担指标不积极，气不壮，很沉闷，开七千人大会就是要解决各地的小天地和局部观点的问题。在开会的前一天，他还说大会报告的“中心（反分散主义）不能变动，必须坚持”。[7]邓小平也说“明年为什么要开七千人大会，其用意就是要统一全党思想，鼓足干劲，在长远规划之下，立志气，有奔头，不要搞得思想解体，灰溜溜的”。[4]因此，大会第一个高潮的18天里，集中分析、批评的是分散主义。但这时在分组讨论和报告起草委员会内部的讨论中，已有不少省部级干部反对提反分散主义。中央领导同志，如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主张反分散主义的提法不能变，当然，他们更多地是在第一个层面上肯定这个提法。大会的第二个高潮是从1月29日下午毛泽东提议开“出气会”到2月7日闭幕，中心是“出气”，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会上，大家在反分散主义的问题上达成这样的共识：在反分散主义的第一层含义上意见基本一致，收回中央在大跃进期间不适当地下放给地方的权力；在第二层含义上，中央作些让步，下调计划指标，体谅地方困难，但反分散主义的提法要保留。据此，大会报告删掉了一些有伤地方同志感情的词句。这就是说，七千人大会使反分散主义由原来主要强调第二层含义转移到主要强调第一层含义。
    如何看待邓小平这一时期关于反分散主义的思想？薄一波的一段话作了很好的评论：“今天回过头去看，当时把分散主义作为纠正错误的一个问题来抓，还是必要的。……当时反对分散主义，强调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也是为了集中力量克服困难，渡过难关，搞好国民经济调整。……集中统一领导在任何时候都不可缺少，尤其在渡过困难、调整经济时期就显得更为重要。”[8]
    四、制定长远计划，规划发展蓝图
    邓小平对制定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计划抱有很大的信心，调整时期，他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在1961年底主持制定了7年-10年计划设想。这个计划首先是解决吃、穿、用，同时兼顾国防，进而奠定四个现代化的巩固基础，实现1972年赶上英国的目标。邓小平在书记处讨论这个计划的各项指标时曾说：如果实现了，我们就可以说是真正独立自主了，真正完成了全国统一的经济体系；对建设经济体系，我是一个热心分子，以前那些吹了，我们要搞好这一个，搞得真正靠得住，当然这个目标一定要建立在3年调整好的基础上。[9]
    1961年11月13日，邓小平在书记处会议上正式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12月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心是搞7年计划。接下来，邓小平主持书记处对各个部门的7年计划轮廓进行了近10次逐个讨论。12月10日，他批发了《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党组关于7年-10年计划的综合汇报提纲》，请各有关部门阅读，以备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之所以有一个10年计划，主要是在讨论7年计划过程中，有人提出，不要同赫鲁晓夫的7年计划同名。因此，毛泽东提出可以搞一个10年计划（1963-1972年），同时，也是考虑到实现15年赶超英国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