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曾国藩还积极主张派遣幼童出国留学，在出世前向同治上书说：“拟选聪明幼童出国留学，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部算、制造诸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计，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在曾国藩等人的倡导下，清政府计划每年选送三十名幼童去西方学习，唐绍仪、严复、詹天佑等为一时之俊，这些举措为中国近代政治、工业的发展准备了一批人才。对以后几十年中洋务运动蓬勃发展，曾国藩有倡导之功，他不失为中国洋务运动开先河者。
    曾国藩是晚清时期著名的理论家和实干家，他崇奉理学，但并不迂腐，他认为一种道理“适时则贵，失时则损”，并说“物穷则变自古然也”。他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点，这种理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一直被奉为主臬，他针对当时腐败政治，主张整肃吏治使用廉吏，提拔讲求经世致用有实际能力的人才来充任各级官吏，并身体力行、认真实施，他在担任直隶总督期间，就清理历年积案达四万余起，对下属官员进行调查，考核政绩优劣，分别予以嘉勉重用和降革，他使用人才不拘一格，为清王朝荐举了大量人才，其中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是最突出的皎皎者。
    曾国藩还重视实践，重视对人的培养教育。他的家书一直受到后人的重视，他早年身为京官常写信回家，教育家人参加劳动，要求他们下地干活，锄地、插禾、打草、拾粪，勤俭持家，保持半耕半读的家风。他在京城时将白菜、茄子等优良品种寄往家中，叫他们种植，这些思想和作法作为一个封建官吏诚属难能可贵。
    总之曾国藩一生经历复杂，在政治上他组建湘军残酷地镇压太平天国，维护和支撑了满清的腐朽统治，阻挡了历史潮流的前进，这应该理所当然地受到批判；但它倡导和创办洋务，主张向西方学习，为发展中国近代工业起了开先河的作用，则应予以肯定。他的思想精华与糟粕并存，既有唯心荒谬的封建糟粕，也有可贵的闪光精华。因此近百年来对他的评价总是有褒有贬，毁誉兼之，批判憎恶者大有人在，顶礼膜拜者也不乏其人，结论还是章太炎先生说得好“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算是合乎情理的公允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