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美国公民宗教是美国社会学家贝拉（RobertN. Bellah ）在1967年发表的《美国的公民宗教》一文中提出的。他认为，美国存在一个不同于基督教的"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又译为"国民宗教"、"共和国宗教"、"民间宗教"、"大众宗教""市民宗教"等等。在英语中还有，"Public Religion "，"Religion of the Republic"，"Folk Religion"，"Civil Faith"，"National Religion"， "Civic Piety"，"Civic Religion"等不同说法）。 美国学者给公民宗教的定义说法不一[13]，归结起来，其主要内容包括：（1 ）美国公民宗教信仰上帝，它认为是上帝缔造了人，选择了美国和美国民族，赋予美国以历史的责任，"美国是现代历史中的上帝的主要代言人"；美国的最终主权属于上帝，不但个人的命运和事务要由上帝裁决，美国事业的正确与否也要由上帝来判断。（2 ）总统是美国公民宗教的中心代表，上帝与国家、心灵的虔敬与爱国主义、神的慈爱与国家幸福、宗教与政治等神圣与世俗观念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核心人物就是总统；神秘化了的领导人是人格化的神。（3）《独立宣言》、 《宪法》等政治文献是美国公民宗教的圣经。（4）圣诞节、感恩节、 阵亡将士纪念日等神圣节日是对公民进行教育的重要手段，使美国这个多民族、多种族、多宗教、多文化国家同一化和统一化的重要途径。（5 ）美国民主和新教伦理是公民宗教的统一道德标准。（6）宗教爱国主义、 民族主义和利他主义是美国公民宗教不必可少的内容。（7 ）学校是美国公民宗教的特殊组织形式，美国公民宗教的社会载体是社会体制本身。（8 ）服务于社会政治是美国公民宗教的根本任务。从这些内容可以总结出美国公民宗教的三大社会功能：一是使美国人集聚在一个共同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二是使美国社会中各种宗教被改造、修正和美国化的适应力；三是排除那些无法被同化的"例外"形式的排除力[14]（P86,94）。由此看来，美国公民宗教是一种世俗宗教、政治宗教，或称准宗教。它是美国人民的共同信仰，美国民族的统一道德观，美国政府的意识形态；它是美国文明的核心，美国文化中的政治，是维系美国存在的根基；它是宗教复兴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的结合，宗教与政治的结合；它是连接个人与国家的纽带、民族一体化和信仰多样性之间的桥梁。问题很清楚：在政教分离制度下，美国公民宗教在发挥民族凝聚力、政治判定力作用的同时，又在道德标准同一化和统一化上起到了教会宗教应起的作用。
    美国的个人宗教信仰是多样性的，公民宗教使之归一。宗教信仰是个人的，公民宗教使之归公。于是，宗教神学作为美利坚民族的精神支柱，在维护美国这个国家和民族存在与发展的同时，也证实了自己的存在和价值。
    三
    科学和神学在美国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中美两国关系日益改善，也日益重要。必须承认，由于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原因，中美两国缺乏必要的了解和谅解。加之两国仍存在的矛盾和分歧，中美友好关系的维护和发展十分艰难。这就要求我们两国人民加深相互间的了解，以促进这种友谊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通常较为注重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而对于美国文化，特别是美国宗教神学，不但了解的人少，甚至存在某种偏见。
    其次，从文明研究角度看，充分认识科学和神学在美国的意义就更为重要。每当谈起西方文明，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德赛二先生"，而忘记了上帝和《圣经》。早在本世纪初，德国哲学家施本格勒就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预言，西方文明将渡过它的"生命周期"而走向没落。50-6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又在《历史研究》等著作中提出了文明衰落的"规律"，并预言西方文明将面临重新崛起的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明的挑战。近年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不但追述了施本格勒和汤因比的文明理论观点，而且特别说明了中国儒教在未来的21世纪将对西方基督教的威胁和挑战。但是，亨廷顿在论述所谓文明之间的冲突时，更多的是考虑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对比，考虑中国以及伊斯兰国家物质实力的增强，而不是精神力量，特别是宗教神学力量的发展。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特别是苏联解体以后，世界性宗教复兴主要是在前共产主义国家进行的，而韩国和拉丁美洲接受基督新教的事实则证明了西方宗教的可行性[15]（P93-101）。显然，亨廷顿并没有把美国信仰危机作为西方文明衰落的主要表象。也就是说，亨廷顿还不认为美国神学这个精神支柱会有问题。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季羡林老先生多年以前就提出了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看法，认为下一个世纪必将是东方文化取代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将在世界占主导。季先生的是从西方物质文明所带来的一系列诸如道德败坏、环境污染等问题出发，确认"文化整合"的结果必将向东方思维方式发展[16]（P19-23）。 这里同样没有注意宗教神学的意义。
    但是，近年来，高坐在世界第一强国宝座之上的美国已经感到现代美国文明大厦的两大支柱都在颤动。在宗教神学方面尤为突出。贝拉在本世纪60年代提出美国公民宗教问题并引发一场讨论并不是偶然的。首先，50-60年代以来，美国又面临一场道德危机，特别是越南战争使美国不能自拔，国内反战运动不断高涨，水门事件被认为是道德沦丧的表现，克林顿总统虽然没有因桃色新闻而被弹劾，但这件事有损于美国总统的形象却是无法否认的。其次，随着外来移民的不断增加，美国公民的宗教信仰格局发生了变化，不但新教的统治地位丧失，连新教-犹太教-天主教三位一体的神学体制也受到挑战。人们担扰，传统的美国公民宗教还能不能作为超然信仰起到一种象征性的中心作用，还能不能起到维护美国这个大家庭的作用[17]（P19）。用贝拉的话说，当前， 美国正面临第三次"考验"（第一次指独立战争，第二次指内战和奴隶制问题），这次考验"已经导致第三次危机，它不但涉及世俗，而且涉及精神问题"[18]（P38）。贝拉等美国学者之所以提出公民宗教的问题，是他们感到美国公民宗教已今不如昔，他惊呼美国公民宗教已经成为一个"崩溃了的空壳"[14]（P105-106）。这一方面反映了美国60 年代以来道德危机已经引起人们的重视，同时也说明美国民族精神支柱发生动摇。人们担心的不是美国公民宗教原则是否能够实行，而是美国文明的大厦会不会倾覆。既然美国公民宗教是美国文化的象征，公民宗教的危机当然也就是美国文化的危机；既然宗教神学是现代美国文明的支柱之一，人们的担心就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认为，对美国文明来说，即使存在亨廷顿等人所担心的东方文明的威胁，这种威胁也不会有致命的危险，历史上"西学东渐"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决定力量是科学技术，将来可能发生的"东学西渐"的决定力量也将是物质力量。所以，美国人所关注的不应该是东方文明的威胁，而应该是美国文明精神支柱的破损如何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