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早期不列颠空间整合的基本类型及其历史功用
    前述行文表明，不列颠社会空间格局已由中世纪时代的三个王国和一个公国的相互聚合状态转变为近代的以伦敦为中心的近代不列颠帝国的一体化空间结构。这一过程不仅为时漫长，而且极为复杂，给人一种眼花缭乱的感觉。其实，若从共时性类型学的角度着眼，便将其划分为吞并、合并和兼并三种基本类型。所谓吞并，是指英格兰以主体的姿态和非暴力的方式对处于客体地位的威尔士公国的占有。所谓吞并，是指英格兰与苏格兰两个王国以主体的姿态和非暴力的和谈方式完成了相互的合并。所谓兼并，就是指英格兰以主体姿态和极其残酷的暴力征服方式对处于客体地位的爱尔兰土地的夺占。
    就表面层次审视而言，这三种整合类型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因而我们的目光不能仅仅停留于此，而是应当以此为基点，继续追问与探究为什么会形成三种类型？它们之间的差异究竟有多大？它们各自对本地区乃至整个不列颠的社会发展有何作用与意义？从而使我们对近代不列颠空间结构体系的形成与不列颠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有一种更深刻的把握。
    （一）参与不列颠近代空间整合过程的历史因素和社会力量
    参与不列颠近代空间整合过程的历史因素和社会力量是多种多样的，而且最为重要的是这一整合过程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过程，它与当时不列颠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制度变迁和海外殖民扩张等诸多其他历史过程之间构成了一种相互关联和促动的复杂关系。
    布罗代尔曾对“英国是怎样变成一个岛国”、“英格兰怎样变成大不列颠”作了极为精彩的论述（24）。而且其论述中已经暗含着某种类型学的意味。笔者在本文中对不列颠空间整合类型的划分就是受其启发所致。但是，布罗代尔的描述尚过于宽泛，尤其是对作为整合主体的英格兰内部的要素发掘得不够深入、细致。
    笔者认为，在参与并制约不列颠空间整合的英格兰方面的众多因素当中，王朝和议会是最为重要的两大社会政治力量；殖民主义、重商主义、清教主义和民族主义又是不断推动英格兰持续吞占不列颠群岛其他空间的社会潮流；而经济发展对原料来源和建立统一市场的需求和历届王朝、政府对政治军事安全的考虑，则是两个最为重要的动因和目的。整合过程中，各种社会力量在时代风云变幻的作用下，或联合或对抗形成种种不同的组合状态。以王权与议会为例，二者就时分时合，变化多端。都铎王朝时期，英王与议会在空间整合事务上的原则、立场基本保持着相对一致。而17世纪以降，国王与议会之间的矛盾、对立加深，从而影响空间整合的进程和力度。“自幼身为苏格兰国君的詹姆士一世，在以国王身份统治英格兰之初，非常愿意把自己原有的王国与自己新的王国之间的关系拉得紧密一些。”然而“英格兰议会只要觉得这样会有助于增强苏格兰的特权，有助于加强王室自身的权威，就不会对法律上的合并表示支持赞成。待英格兰议会取得优势之时，王室对合并之事则持不太积极的态度。”“17世纪末时，詹姆士二世就曾建议他的儿子反对将三个王国的议会进行合并的任何行为”（25）。又如，内战之初，查理一世先是拼命要以举国之力镇压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叛乱”，而后却又向爱尔兰许以重诺，利用它同英格兰议会相抗衡。再如，克伦威尔在累累白骨上所建成的不列颠一统的格局却被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很自然地丢弃了。若把视野进一步拓宽，将经济、民族、宗教、文化和外部局势等各种因素纳入进来，不列颠近代空间的建构过程就更为复杂。简而言之，正是在各种历史因素、社会力量的影响作用下，不列颠的空间整合过程形成了不同的实现途径和不同的类型。
    （二）不同整合类型之间差异的相对性
    笔者以为，上述整合类型之间的差异只体现在方式上，并不意味着三种整合类型在性质上有何不同。这是因为在整合过程中，英格兰始终保持着一种强势的主体地位，始终将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三个地区作为吞占的对象，始终保持着以伦敦或英格兰为中心的整合立场。对威尔士、爱尔兰如是，对苏格兰同样如此。都铎王朝将苏格兰作为藩属之邦屡屡用兵征伐的情形自不必说，就是源自苏格兰的斯图亚特王朝在17世纪初入主英格兰之后，也很快将伦敦和英格兰而不是将爱丁堡和苏格兰作为自己最重要的根基。“詹姆士一世在22年间仅回过一次苏格兰故地。其子查理一世在英格兰继位为王8年以后，才到苏格兰加冕为苏格兰国王。 ”“对于各种王朝合并而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不管构成这个王朝的各个国家政权在理论上具有什么样的平等性和独立性，他们之中的一个必须趋向获得统治地位，同时把其他的国家政权降低到地方依附性的地位。”查理一世就是“将苏格兰视作为一个依附于英格兰和英格兰政策制定者的藩属国”（26）。共和政府时期，克伦威尔更是把苏格兰作为他所征服统治的地区。18世纪初，安妮女王及英格兰议会之所以在态度上发生转变，把苏格兰作为一个具有主体地位的对象并以和平的方式与之进行谈判，也只是实现其最终目的的一种策略安排。
    对于英格兰在整合过程中所运用的各种方式，也应进行历史的具体的辨析。英格兰对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整合虽然是以非暴力方式完成的，但是必须认识到这是以历史上英格兰对这两个地区长期反复施加的暴力战争为前提的，是以当时英格兰所拥有的绝对暴力优势对这两个地区的强大威胁为现实基础的。而对爱尔兰的兼并，也不全都是暴力征伐，同时伴有各种怀柔羁縻之策。其实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不列颠王权对它们的策略是多种多样的，从彻底灭绝到逐步融化应有尽有”（27）。这种整合方式的多样性和多变性，充分反映出不列颠近代空间形成过程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难性。还应指出的是，在采用何种具体方式上，英格兰统治阶级表现出了一定的主观能动选择性，但是在整合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特定类型，则是因各种各样的因素在长期复杂的过程中相互作用、相互促动而自然生成的结果，并非英格兰统治阶级在事先已经设定好了什么模式。
    （三）不同整合类型的历史效应
    首先，它们规定了各个地区陆续进入不列颠空间体系之后所处的地位。英格兰对威尔士的吞并不仅为时最早，也最从容。“威尔士的行政管理体制与英格兰的体制相一致；英格兰的法律在威尔士实行，英语成为威尔士的官方用语。所有威尔士的土地‘从此都以英格兰的土地保有方式为准，以往旧有的威尔士的土地法规、习俗等等均被放弃’。而在另一方面，威尔士人也被承认拥有与英格兰人完全相同的公民权利，并在议会中获得了充分的代表，每个郡和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席位。”“英格兰国家不仅向威尔士进行了扩张，也的确把威尔士整合进了英格兰社会本身。”（28） 1702年，英王安妮即位，开始了汉诺威王朝的统治。 苏格兰人却宣称拒绝下一任英格兰国王为苏格兰国王。而此时，英国正处于同法国的战争状态之中。内外交困的英格兰为了自身的战略利益，不得不以财政援助、贸易特权等各种优惠条件换取苏格兰对汉诺威王朝的承认。“苏格兰人以拒绝下一任英格兰国王为苏格兰国王相威胁，从而掌握有一种迫使英格兰人不得不给予苏格兰人以充分的国民权利的能力，而这种权利自詹姆士一世起就一直拒绝给予苏格兰人。”（29） 历经数年艰苦谈判，双方签订《合并法案》，宣布合并。而爱尔兰在近代不列颠社会空间中的地位则极为低下。爱尔兰虽进行过多次抗争，但它始终未曾摆脱“无异于一个殖民地，甚至比殖民地更加悲惨”（30） 的命运。承负着“依附性王国”、“内部殖民地”和“地方省份”三重身份的爱尔兰在近代不列颠社会中，只能充当一个二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