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轫于17、18世纪西欧和北美的现代化浪潮,波及全世界的社会变迁过程和经济、政治、观念等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带来了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使人类逐步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同时,现代化又使世界陷于生态危机、道德沦丧、精神枯萎之困境。由此,另一股热潮--反现代化随之而起。其中,梁漱溟与甘地乃中印两国反现代化之杰出代表。本文试从梁漱溟与甘地的现代化思想比较入手,探求其中有益于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处。 一 所谓"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更确切地说是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进程。现代化实质上是工业化,在此意义上,工业化带来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基本特征是:都市化、机械化、自动化、征服自然等等。对于现代化的工业文明,梁漱溟与甘地给予强烈的抨击的反对。 甘地是现代化批评者中唯一公开宣称反对的是现代化本身的人。他常说:我是一个也始终是一个现代文明的决断的反对者。针对英国的殖民统治,他指出:统治印度的不是英国人而是现代文明,它通过其铁路、电报、电话以及几乎每一样发明而为之;那些文明被称之为文明的胜利。他还宣称:西方文明是传播罪恶……这是一个恶魔的文明。在工业化方面,他是一个绝对的反对者。他曾指出:尼赫鲁要工业化,由于他以为一旦将它社会化,就可使其免受资本主义之害;我本人则以为工业化的罪恶是内在的,没有任何程度的社会化可将之扑灭。在机械化方面,他也给予强烈的抨击,认为科学与技术在道德上是低劣的,常说机器开始使欧洲荒芜,灭亡敲响了英国的大门;机器是现代文明的主要象征,我深信它代表的是极大的罪恶。他认为,科学种种真理与发现只是贪婪的工具;它使需求倍增而由机器极力供应之,这些东西也不能把世界朝其目标进前一步;最最首要的考虑是人,机器不应教人们的肢体因而萎缩退败。在城市化方面,甘地同样地深恶痛绝。他认为,城市是现代罪恶的大集合,其只有在精神萎败的代价下才能获得成长。他还进一步认识到,乐观地梦想获得现代化的物质成果而避免其消极效应是枉然的。他认为经济进步是和真的进步敌对的,西方诸国目前正在物质主义的恶魔的脚底呻吟,他们的道德成长受到了阻碍,他们用镑、先令、便士度量进步;美国之财富成了标准,她是众国钦羡的对象。他说我看了不少同胞说他们要得到美国般的财富却避开它的办法;我胆敢预言:这个企图,如试行之,必然注定失败。总的来说,现代化带来了道德沦丧、功利主义泛滥等问题,故此,现代化条件下的物质文明的进步是虚假的进步,并非是"真"文明。所以,甘地主张:只有在西方将现代文明彻底抛弃之后,人类的福祉才会到来。 梁漱溟作为中国反现代化思想家的杰出代表,对于现代工业文明,同样予以抨击。他在分析西方现代化后指出,西方人因追求物质享受,好用理智而发明了机器,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随之而生;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力倡自由竞争说,以"利己心"鼓动社会相互争夺,最后出现了大资本集中,从而出现了大资本家剥削多数人的"极不合理现象"。他说,在这种社会里,表面上资本家同工人的关系是"自由契约"关系,实质上"资本家可以完全压迫工人制其死命,而工人则除你愿意饿,可以自由去饿之外,没有别的自由。他认为社会生产过剩、工人失业、社会动乱的现象也随之出现。如此的经济其戕贼人性--仁--是人所不能堪,其灭亡人生情趣,下层人的家庭生活被破坏,无业流民酗酒闹事、自杀、杀人,上层社会纸醉金迷、淫色、淫声。整个社会空虚苦恼、混乱,直要"溃裂横决"。由此,梁漱溟把现代化的机器称为近世世界的恶魔,认为城市是所有现代世界罪恶的集合体。但是,梁漱溟却并非像甘地那样全盘排斥工业化。他曾指出,有人误会我反对物质文明,反对工业,我安有此意。我对物质生产增加和生产技术改进,原看得很重要的。我所以看重他们的意思,则在于非这样不能给我们挪出重大的闲空,非这要不能使文化更日进于高明。他还提倡分散、中小规模的工业,建基于农村,以直接适应于农村的需要,但不要如西方一般的过度都市化、过度工业化。 二 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看,现代化可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类是内源的现代化,这是由社会自身力量产生的内部创新,经历漫长过程的社会变革而走上现代化道路。一类是外源的现代化,这是在国际环境影响下,社会受外部冲击而引起内部的思想和政治变革并进而推动经济变革而走上现代化道路。由此看来,外源的现代化,可以说是一种发生在欠发达国家的晚近的现代化。这些晚近的外源性的现代化国家在受到外部冲击(尤其是西方的冲击)的同时,其本土文化也必然受到异质文明(尤其是西方文化)的撞击。所以,晚近的外源性的现代化运动的展开伴随着文化冲突的深化。中国和印度就是属于其中之列。这样,对于东西文化的态度,也必然为当时思想家所关注。甘地和梁漱溟各自从其反现代化的立场出发,大肆排斥西方文化,弘扬本国文化。 梁、甘二人对西方文化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认之为罪恶、建基于人根本上的,是动物的观念,为外在的环境和内在的本能所驱使。梁漱溟指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或说:西方化是由意欲向前要求的精神产生'赛恩斯'与'德漠克拉西'两大异采的文化。在西方文化中,视本能欲望之满足为"好",那么愈满足愈好,其逻辑终端是享乐主义。对此,甘地也指出,现代文明首要的是物质性的,现代文明把心投注在物质定规的探讨上,利用人类的才能以发明或发现生产的工具与破坏的武器,西方文明在于传播罪恶。欧洲的骚乱(一战),显示了现代文明代表了黑暗与邪恶的力量。甘地还进而认为,现代技术与工业--充其量为满足本能欲望的工具--是"坏的",而西方的态度恰恰是却是因其能满足本能欲望,而认为是"好的"愈多愈好。 梁、甘二人在对西方文化看法一致的基础上,宣称他们的文化优于西方。但是,对于本国文化在东西文化冲突中的地位乃至本国文化在世界未来文化中的地位的看法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甘地从比较东西文化入手,指出,西方文化以满足本能欲望为出发点,必然引发一系列危机,欧洲的骚乱就是明证。故此,西方文化是"坏的";那么,控制本能欲望与胃口是好的,完全的禁绝本能冲动就更好,愈压抑愈好。他还进而指出,古代(印度)文明代表了神圣之力的神髓,印度文明的趋向乃在于高举道德存在,西方则在于传播罪恶。由此,甘地总结认为,印度文化优于西方文化。他深信,印度演化的文明不会为世界打倒,我们先祖播下的种子是无可比拟的,印度无须向任何人学习,本来就当如此。但是,甘地却从未自信地认为,西方会接受印度文化,在他死前不久,1942年在德国举行的亚洲关系会议上,他说:我恳请你们每一位将你们的心聚在一起--不光是头脑--了解这些东方智者留予我们的神秘信息,对西方的征服必将完成;这种征服将为西方所爱,西方在今天渴望着智慧的。在东西文化比较上,梁漱溟根据"意欲"的不同趋向,建构了他的中西印三个路向的文化观。他认为,所谓文化,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式罢了。而决定民族生活样式的是"意欲"。据此,人类文化可分为3种类型,即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他进而分析指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为其根本精神。梁漱溟还指出:西洋人向前逐物,结果把自己生活全化为一截一截手段,而大大贬损了人生价值,最终导致了现代西方人生"功利化"、"工具化"、"商业化"、"物质化"的流弊。(当然,梁氏并没有否定西方文化具有的最大特色--在于他们征服自然,尊重科学,提倡民主。)至于印度文化,梁漱溟认为从其物质生活的无成就、社会生活的不进化这个角度来看,不仅不如西方,而且也不如中国。与此同时,他还分析了中国文化,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无论是物质生活方面的征服自然,还是学术思想方面的科学方法以及社会生活方面的民主精神,皆不如西方,但是,中国文化在处理人与人关系与具有中国特色的形而上学、人生哲学、道德伦理哲学皆远胜于西方,并且正可补西方之缺阙。与甘地比较,梁漱溟自信地预言西方必将被迫接受中国文化,这不是因为他们听到了未来的信息,而是因为西方社会及历史本身自然的演化。故而,他进而指出:要使西方人免于痛苦,就要引导西方人走中国的路,唯有中国文化才能拯救西方人,拯救世界,因为中国文化在当时代表了人类文化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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