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东西文化冲突中，西方文化所诱发的流弊已显而易见，与此同时，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却在现代化进程中受到西方的冲击和挑战。这样，如何避免西方工业化过程中自由竞争、城市膨胀，商业化、生产与消费相脱节的流弊，使东方的外源性现代化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取其利而避其害，从而驾乎于西方之上，就成为梁、甘二人的现代化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而在这方面，梁、甘二人皆主张乡村重建与地方自治的理论和方案。
    在实行乡村重建计划的原因上，梁、甘二人具有惊人的符合之处。其一，梁、甘二人认为，乡村乃是他们所处社会的基本特征，蕴藏着本国文化精神。梁漱溟曾鲜明地指出，求所谓中国者，不于是三十万村落其焉求之？甘地则从一个最根本的事实出发为其乡村重建计划--建立新的乡村文明--辩证：在少数的城市找不到印度，而要在70万个乡村去找。其二，梁、甘二人从国家自卫这个特别的层面上为他们的乡村重建计划辩护。面对西方的入侵，梁漱溟指出，一个农村式组织的中国对工业强权的入侵能更有效的予以对抗。1931年东北被日本侵入时，梁漱溟的反应是指出甘地对抗英国工业势力的成功，建议中国似应采取类似的方式。而甘地则主张：一个乡村的印度比城市的印度所冒外来侵略之险是要小多了。其三，梁、甘二人相信，他们国家的未来希望在于农民。梁漱溟曾指出：只有在乡村还留着一点"理性"和"感情"，农民是中国文化道德优越性仅有的宝库。甘地则宣称：我们只能自农夫得到救赎；不是律师，不是医生，也不是有钱的地主可以取而得之。他还进一步指出，一旦你和他们（印度农民）谈上，他们也给你回话，你会发现智慧从他们唇间溢出；在粗糙的外观之背后，你见到了精神力的深邃蕴藏。他还强调乡村的地位：乡村为印度的城镇生产它们所有的需要。从乡村在他们国家的地位和作用上，梁、甘二人坚持应该实行乡村重建。
    在乡村重建的实施方式上，梁、甘二人提出的方式有相似之处，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首先，他们主张，乡村重建推行的唯一方式，就是城市青年知识分子下到乡间。梁漱溟设想：革命的知识分子要下乡间去，与乡间居民打并在一起而拖引他上来。甘地则认为，乡村运动是要为村庄建立健康的接触，吸引为服务之诚燃烧着的人在其中安家落户，在为乡村服务中找到自我表现。其次，他们企图借地方自治方案达成乡村重建。梁漱溟主张通过乡村自治建设新社会。乡村自治就是走伦理情谊的路以发达团体组织，和走由合作社以增殖财富的路以发展经济、政治、文化三者合一的乡村组织。这种地方团体自治、文化教育和合作经济三位一体的乡村组织，其具体形式是乡农学校。在他看来，这种从社会基层做起由小及大的乡村自治是乡土中国走向新社会的必由之路和最自然合理的途径。为了取代官僚的国家机构，甘地则期待建立一个基于重整的乡村会议的平行机构、本土司法的地方系统及用印度诸语言的国立学校，从而实现乡村自治。然而，甘地却将乡村自治推进到了其逻辑的极限。其指出：我理想中的乡村自治政府是彻底共和国，在自身最重需求方面自足，却在许多必须依赖邻庄的方面相互依赖，乡村政府将由五人组成乡村会议的主持，每年村中所有成年人，包括男女，在设定极少的资格限制下，选举那五个人。会议具有所有必要的司法与权威，由于没有一般意义下的惩戒制度，这个会议是在职一年中行政、立法、司法一体的机关。相对甘地而言，梁漱溟的计划却没那么极端，然其目的如甘地一样，在于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与建立乡民的权力。
    梁、甘二人的乡村重建计划最大不同的地方是在经济方面。甘地乡村计划的经济方面尽管包含了少数现代技术的运用，但基本上几乎全是建立在农村手工业的振兴上。这主要是由于甘地指责印度文化特性与传统道德方面的颓败，并将乡间的纺轮高举为经济上必不可少的东西--一种宗教仪式和国家的象征，又同时排斥大部分农作方面的机械化。梁漱溟的计划取的是"中道"，既不是如甘地的全盘排斥，亦非西方的过度都市化、过度工业化。他提倡分散、中小规模的工业，建基于乡村，由乡民经营，甚至他还主张保有少数留给国有的工业，如国防、交通、能源发展和高技术工业等。同时，他还进一步认识到，电气化和农业机械化可提高农村生产力，私有制社会的废除和社会一体化必须依赖技术进步和生产发展。也就是说，梁漱溟的理想社会并不排斥"工业化"，它宁将工业化视为达致新社会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