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僧尼、道士也不列入郡县户籍。南北朝时，佛、道二教势力就已相当可观，当时陕西境内佛、道二教胜地不少，僧尼、道士数量也急剧增加。为此周武帝于建德三年（574年）下诏：“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14]（《周书》卷5《武帝纪》）周武帝毁佛后，“关陇佛法，诛除略尽。……五众释门，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15]（《广弘明集》卷10）可见北周僧尼、道士人数之众。隋文帝和炀帝皆为崇佛之君，佛、道二教在隋朝又得以迅速恢复，并比以前有更大发展。据载，开皇三年，“周朝废寺，咸乃兴立之。名山之下各为立寺。……度僧尼二十三万人，立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隋炀帝于长安造二禅定、并二木塔，“并立别寺一十所，官供十年。修故经六百一十二藏，二万九千一百七十二部，治故像十万一千区，造新像三千八百五十区，度僧六千二百人”。[16]（《法苑珠林》卷100）由于隋文帝大力提倡佛教，名僧大德云集长安，遂使京师成为佛教重镇。隋代佛教中心有西京长安、东都洛阳及江都（今江苏扬州），但以西京长安为最重要。[17]（P7）据载，京师大兴城“大业初，有寺一百二十，谓之道场”。[18]（《长安志》卷7）而京城附近地区的佛寺亦颇不少，其中著名的佛寺有位于秦岭山上的至相寺、圣寿寺、悟真寺、仙游寺，今户县东南有草堂寺，今临潼东有灵岩寺等。据以上史实判断，隋时京师长安及其附近地区僧尼人数应在2万人以上。如果加上其他地区的僧尼，那么隋代陕西境内的僧尼人数大约在3万人左右。
    隋代道教不如佛教那样兴盛，但也颇具实力。当时京师大兴城内的道观为数不少，仅可考知其确地的就有五通观、灵应观、清虚观、会圣观、玄都观、至德女冠观、清都观、澄虚观。[19]（P74-75）据《长安志》卷7统计，京师大兴城内在大业初年“有道观十，谓之玄坛”。可见当时大兴城内的道观至少在十所以上。不仅京城有道观，京城附近的京畿地区也有相当数量的道观，位于周至境内的楼观就是其中之一。史称隋文帝“迁都于龙首原，号大兴城，乃于都下畿内造观三十六所，名曰玄坛，度道士二千人”。[20]（《历代崇道记》）据此可知，当时京畿地区的道士女冠至少在数千人以上。隋炀帝亦颇崇道教，对其大加扶持，因此“大业中，道士以术进者甚众”。[12]（《隋书·经籍志》）除京畿地区以外，今陕西境内终南山、华山及汉中地区也都是道教活动的热点地区。汉中地区具有浓厚的道教传统，史称“汉中之人，……好祀鬼神，尤多忌讳，家人有死，辄离其故宅。崇重道教，犹有张鲁之风焉”。[12]（《隋书·地理志》）据上述史实判断，大业中，今陕西境内道士、女冠应在1万人左右。
    隋代的陵户、墓户、庙户是具有特殊身份的人户。炀帝大业三年诏：“自古已来帝王陵墓，可给随近十户，蠲其杂役，以供守视。”[12]（《隋书》卷3《炀帝纪》）这类陵户由帝王陵墓附近的百姓充任，他们似乎应列入政府版籍。但唐代的陵户、墓户也有不少人属于身份低下的官户或奴婢。《唐大诏令集》卷77《谒五陵赦》称：“陵户并放在良，终身洒扫陵寝。”《旧唐书》卷148《李吉甫传》：“‘臣恐不如量置墓户，以充守奉’。翌日，上谓吉甫曰：‘……然朕不欲破二十户百姓，当拣官户委之。’”由此推知隋代可能也有一些陵户、墓户、庙户由近似于奴婢的贱民充任。自周、秦、汉迄于南北朝，关中地区多次为国都所在地，古代帝王陵墓尤多于他处，陕西境内的陵户、墓户、庙户自然也就较多。可以肯定，当时有些陵户、墓户未列入郡县户籍，但具体数目未详。
    综上所述，隋炀帝大业中，今陕西境内由于各种原因而未入籍的人口至少在45万人以上。当时陕西境内入籍人口为378.8万人。如果加上未入籍人口，那么大业五年（609年）今陕西境内实际人口当在423.8万人以上。根据各种记载判断，隋代陕西人口峰值并不在大业五年（609年），而应在此以后几年出现，估计在大业九年（613年）左右。笔者认为，大业九年陕西人口达到435万当不成问题，这应是隋代陕西人口的最大值。
    【参考文献】
    [1]王育民。中国人口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2]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3]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