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史学与新史剧在意识形态竞争中构成一种协调互动的结构。史学与史剧对太平天国题材的反复演绎，都在确立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将太平天国当作中国革命的起点，按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次序叙述中国革命历程。历史剧创作的题材选择也很快集中到这些史学“重点”上，夏衍写过《赛金花》《秋瑾传》，阳翰笙写出《草莽英雄》（关于四川保路会），同类作品一直延续到建国后。但建国后的历史剧题材主要集中在明君、忠臣、清官故事上。意识形态主题变了，史学与史剧的题材也跟着变化。新史剧曾将新史学大众化，变成实践斗争的力量。但是，建国后相当一段时间的史学与史剧已不再是市民社会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了，而成为国家政治的工具。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剧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课题。现代文化策略将新史学与新史剧整合起来，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并发挥其政治实践功能。抗战期间历史剧创作形成三大题材群，除太平天国史剧外，还有战国史剧与南明史剧。战国史剧除郭沫若的剧作外，还有熊佛西的《卧薪尝胆》、顾毓秀的《西施》、杨晦的《楚灵王》等，这些剧作共同的“团结御侮”主题，构成抗战意识形态的象征。阿英研究南明史，创作南明史剧如《碧血花》《海国英雄》《杨娥传》，明显借古喻今。于伶的《大明英列传》、周贻白的《李香君》、欧阳予倩的《桃花扇》等，也是宣传抗战意识形态之作。郭沫若以史学与史剧两种形式从历史构筑现代意识形态，具有典型意义。许多具有国家民族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在充满动荡的20世纪中国社会中，都试图将历史与戏剧整合到意识形态中，使人文知识转化为大众政治实践力量。我们不能因为这种倾向曾经导致个人与社会的灾难就简单否定或回避它。我们应该思考的是这种将史学与史剧整合起来的意识形态的结构与功能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