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社会学的新发展与曼的社会权力史
    “权力”一词，我们对它似乎既不熟悉，也不陌生。对它不陌生是因为我们常常不能回避它。正像美国学者阿尔温·托夫勒所指出的：“从性关系到我们手中的饭碗、开的汽车、看的电视和追求的希望，它远远超出人们的想像。”[1]（p1）同时，由于权力常被滥用，以至权力概念总带着一股怪味；对它不熟悉是因为大多数人在它面前会感到局促不安，多数人也并没有在这个权力社会中掌握权力。也许有时候你拥有一些权利，但并非权力。对于“权力”一词，《韦伯斯特百科词典》的解释是：行动的能力；政治的或民族的力量；占有控制或命令他人的手段；对国家、政府的政治控制；威权。《辞海》的解释则是“势力”。
    综合这些解释将导向历史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权力”概念。在米歇尔·福柯看来，人体是权力关系运作的中心因素，权力关系是由人体、权力和知识构成的三角关系，权力不仅是否定性的排斥，而且也是肯定性的干预。[2]（p154-155）福柯还把权力关系看成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人类社会结构[3]（p248），也正是在这个意义层面上，本文的评述对象迈克尔·曼（MichaelMann）是福柯的“延续”；阿尔温·托夫勒则认为“人类就是权力的产物”，并将权力放在人际关系和组织机构两者关系的范围内。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指出，权力即改造能力，这种能力是指能够对一系列既定事件进行干预以至于通过某种方式来改变它们。[4]（p7）将以上三种对权力的阐释结合起来，可以说就基本接近迈克尔·曼的解释了。所不同的是，他尝试用权力关系阐释直至今日的世界文明史，他想要做的是站在山巅，纵观文明的起源和历史的潮起潮落，并从中得出一条理论或规律：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权力的历史；权力有四种，即对经济、意识形态、军事和政治的支配；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这四种权力的具体构型（Configuration）此消彼长、相互作用的历史。这就是迈克尔·曼在四大卷巨著《社会权力的来源》（TheSourcesofSocialPower）一书中所要表达的中心论点。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曼在《社会权力的来源》一书中，摈弃了通常铁板一块的“社会”观，而代之以“权力网络”模式。吉登斯指出：“民族-国家就是社会学家所说的‘社会’”，但这里的“社会”已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不能体现“社会”一词的历史变迁。而在曼那里，其权力史也可以理解为社会史，社会史也正是权力史，当然，这里的“社会”已是整体意义上的社会。曼认为，由于上述视角的独特，他已得出一种观察人类社会的独特的、一般的方法：即由权力关系贯穿始终来展现文明的产生及社会的变迁。
    “权力”，即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有两个最为显著的特征：其一，它是外向的。换句话说：它是扩散的。其二，它是有组织的。也正是权力这两个特征的结合，导致了文明的产生，曼指出：“权力关系的历史和理论与人类社会本身的历史和理论在实际上难道是不同义吗？实际上就是一回事。”可以看出，甚至“社会”本身的产生，也是作为有组织的权力关系的产物，这种权力关系此消彼长、相互影响而成网络，社会正是这样“一个多重交叠和交错的权力网络”。曼还进一步认为这一权力网络的边界“存在着它和它的环境之间的一定层次的相互作用的离断”，可以说，这几句话构成了曼在阐述文明起源问题时的前提条件之一。也正是因为如此，曼认为“禁闭”（或“牢笼”）的产生意味着人类蒙昧状态的结束，文明、分层和国家随即应运而生。
    曼反对将社会看成是单一的，他甚至认为社会亦不是（封闭的或开放的）社会系统或整体。通观全文，曼最反对的是“系统”二字，原因是社会既是一个权力关系在其中“间隙性”显现的权力网络，没有一个或几个因素在社会中持续不断地起制约作用。比如说，他反对马克思将阶级斗争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之一。根据他的分析，阶级斗争作为一个因素，从来没有在一个长时段持续不断地发挥作用。5000余年的文明史，在曼看来，第一次是在古希腊时期，存在那个时代意义上的、并不全然对称的阶级斗争，第二次则要等到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因而，曼可以说从不使用“系统”二字。他对社会的这种独特的看法也正是他的高明之处，他的连贯性的、却又是“间隙性”显现的权力史的魅力使之跻身历史社会学的名家之列。
    20世纪60年代末，对发展理论的批判导致了社会学家重新发现了历史的一种潮流，形成了历史社会学的新发展，其背景是当时的全球冷战秩序。世界大分裂的现实倒是造成了历史社会学界一股集体性的“自信潮流”[5]（p115）。到90年代中期，以费尔南·布罗代尔、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佩里·安德森、迈克尔·曼为代表的社会历史学家推出了一系列极富成果的研究。从布罗代尔的划时代巨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到沃勒斯坦的鸿篇巨制《现代世界体系》，从巴林顿·摩尔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到安德森的《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以及曼的《社会权力的来源》。这些社会学家（包括布罗代尔这样的历史学家）把社会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克服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牺牲历史转向现实研究所造成的缺点，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并用这些理论观点考察历史，或者说是在历史叙述中阐明自己的理论观点。曼的《社会权力的来源》即属于后者，换句话说就是用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将史实作经验性的梳爬，并按自己的理论架构对史实进行大量的取舍、整理。按照曼的说法则更形象，他经常将大量不符合他理论架构的重大史实置于不顾，或刚一用完就弃之如敝帚，总之是量体裁衣，不符合胃口的一律不用。从该书的实际情况看，正是如此。作者理想型的权力网络理论刚好套在近东中东早期文明起源和其后欧洲的发展上，对于其他地区则很少顾及。正像一位学者指出的：“历史社会学不是一种有着统一理论和方法的学科，而是一种研究倾向，即把历史研究引入社会学，反之，（则）用具体的理论观点来解释复杂的历史现象……而且，他们都以能够标新立异为荣。”曼的《社会权力的来源》便是后者和标新立异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