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先后产生过各种史学思潮，而每一种史学思潮形成以后，都按其治史宗旨对中国史学重新加以诠释，显现出不同的学术风貌。探讨各种史学思潮的内涵及其发展变化的轨迹，将会有助于揭示历史学发展演变的规律。宋元明清时期中国传统史学呈现出由繁荣与深化走向总结与嬗变的特征[1]（p432,670），产生出两大主要史学思潮，即宋元明时期的义理化史学思潮和清代的实证性史学思潮。这两种史学思潮在史学本体论、史学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各方面显示出截然不同的特征，并且直接影响到两者价值取向的不同。本文即以宋元明清时期中国传统史学内容作为考察对象，试图揭示由宋代义理化史学到清代实证性史学转变的内涵及其意义，以期阐明中国传统史学发展中某些内在规律。这不仅对于深入研究中国史学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当代史学研究也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
    两宋社会民族矛盾比较尖锐，因而宣扬“大一统”和“尊王攘夷”观念的《春秋》学在宋代史学中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春秋》是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史学著作，它不但保存了先秦史官纪事的书法，而且融入了孔子的政治观念和史学思想，强调为史之义。孟子说过这样的话：“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2]（《离娄下》）这里所说的“义”，是对于历史的评价褒贬之义，亦即对历史作出价值判断。然而后代学者却夸大《春秋》寓含的政治思想，片面强调《春秋》的所谓“微言大义”。这一观念发展到宋代，又因理学的兴盛而极端强化，特别是元明以来，理学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宋代史学中有一派史家宣称史学的性质在于明道，欲借《春秋》儒家义理思想褒贬世道风俗，借以抬高经学的地位。胡寅撰《读史管见》，极力宣扬“后圣明理以为经，纪事以为史。史为案，经为断。史论者，用经义以断往事者也”[3]（《序》）。朱熹说得更明确：“今人读书未多，义理未至融会处，若便去看史书，考古今治乱，理会制度典章，譬如作陂塘以溉田，须是陂塘中水已满，然后决之，则可以流注滋殖田中禾稼。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决之以溉田，则非徒无益于田，而一勺之水亦复无有矣。读书既多，义理已融会，胸中尺度一一已分明，而不看史书，考治乱，理会制度典章，则是犹陂塘之水已满，而不决以溉田。若是读书未多，义理未有融会处，便汲汲焉以看史为先务，是犹决陂塘一勺之水以溉田也，其涸也可立而待也。”[4]（《读书法下》）他们把儒家经学的义理思想凌驾于史学之上，认为研究历史不是从历史事实中得出理论认识，而是强调依据儒家义理原则评判历史，然后才能看出典章制度和历史事件的价值；如果不用儒家义理观念规范历史研究，那么历史上各朝代的治乱兴衰只不过是一幕幕相互争夺的闹剧而已，看不出有什么意义！程颢与程颐曾经告诫弟子谢良佐说：学者不用儒家义理思想指导读史，就会令人心粗；而读史不知阐明儒家义理思想，就是玩物丧志！元明两代史家又断章取义，借口理学家说过“读史令人心粗，玩物丧志”的话，束书不观，空谈义理，逐渐形成一股不顾客观事实而空洞议论褒贬的治史学风。“自明中叶以后，讲学之风已为极弊，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不观，其稍平者则为学究，皆无根之徒耳！”[5]（《甬上证人书院记》）史家注重义理思想而轻视历史事实，导致了元明两代史学研究极端空疏的弊病：“近时之为史学者，有二端焉。一则塾师之论史，拘于善善恶恶之经，虽古今未通，而褒贬自与。加子云以新莽，削郑众于寺人，一义偶抒，自为予圣。究之而大者，如汉景历年，不知日食；北齐建国，终昧方隅。其源出于宋之赵师渊，至其后如明之贺祥、张大龄，或并以为圣人不足法矣。一则词人之读史，求于一字一句之间，随众口而誉龙门，读一《通》而嗤《虎观》。于是为文士作传，必仿屈原；为队长立碑，亦摩项籍。逞其抑扬之致，忘其质直之方。此则读《史记》数首而廿史可删，得马迁一隅而余子无论。其源出于宋欧阳氏之作《五代史》，至其后如明张之象、熊尚文，而直以制艺之法行之矣。”[6]（《杭堇浦先生三国志补注序》）在这种治史学风影响下，宋元明史家不恰当地夸大了儒家义理思想的作用，突出史学的伦理褒贬性质，过分强调史学劝惩资治功能，而对于史实考证不求其详，不重其实，致使中国传统史学出现了义理化发展趋势，史学面临沦为经学附庸的境况。
    义理化史学思潮对儒家义理思想讲求缜密，史家撰史强立文法，使历史事实屈从其修史义例。欧阳修撰《新唐书·宰相表》，效法《春秋》书法，记载历史人物以薨、诛、杀、死相互区别，以示褒善贬恶之旨。然而科条既殊，纪事难免不齐，书“死”者固然属于奸慝，罪有应得；而书“薨”者却不都是功臣。予夺之际，出现混乱。朱熹撰《资治通鉴纲目》，更是处处效法《春秋》。他特别强调书法义例的重要性：“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鉴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7]（《序》）《纲目》记载历史人物或去其官，或削其爵，或夺其谥，以此寓含褒贬之意。例如记载武则天以周代唐的历史，不用武则天的年号纪年，而是模仿《春秋》“公在乾侯”的书法，纪唐中宗之年，而书帝在某地。然而设例愈繁，愈无定论。欧阳修和朱熹的做法对当时和后世史学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宋元明史家为了用义理思想为现实政治服务，不惜歪曲历史事实。南宋尹起莘撰《纲目发明》，元代陈桱撰《通鉴续编》，明代商辂撰《通鉴纲目续编》等，都极为重视书法义例，而对具体历史事实则不甚措意。宋元明时期，还出现多家用义理史观修撰魏、蜀、吴三国和辽、宋、金三代历史的书籍，如萧常《续后汉书》、郑雄飞《续后汉书》、郝经《续后汉书》、张枢《续后汉书》、赵居信《蜀汉本末》等，均以蜀汉为正统，魏、吴为闰位；而王洙《宋史质》、王惟俭《宋史记》、柯维骐《宋史新编》、王宗沐《宋元资治通鉴》、薛应旂《宋元资治通鉴》等，则以赵宋为正统，辽、金为僭伪。这类著作完全贯彻儒家义理思想，而无视历史的客观存在，把史学纳入政治的范畴，严重背离了史学求真的性质，在历史观上是一种倒退，在历史编纂学上也没有价值，充分表明义理化史学不仅对史学发展无益，而且造成混乱和危害。
    宋元明义理化史学空疏的治史学风给史学研究带来极大灾难，导致了史学榛莽荒芜的局面。清代史家钱大昕举例说：“即一部《晋书》论之，纪传之文无有与志相应者，以矛刺盾，当不待鸣鼓之攻矣，而千二百年来曾无一人悟其失者。甚矣，史学之不讲也。”[8]（《十驾斋养新余录》）宋元明义理化史学产生的不良影响，说明这种史学思潮已经走到穷途末路，失去了学术活力。穷则必变，任何事物发展都遵循这种规律。义理化史学思潮的积弊，为自身的衰落建造了坟墓，同时也为新史学思潮的诞生准备了条件，这是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