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宋元明时期的一些史家，根据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把儒家的义理思想视为永恒的真理，以为可以适应于任何历史时代。他们按照这种指导思想研究历史，只是笼统而抽象地评论历史人物和社会现象，而对各个历史时代的不同特点和具体问题则很少关注。宋代程颢和程颐认为：“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己何与焉？至如言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自然当如此。人几时与？与则便是私意。有善有恶，善则理当善，如五服自有一个次第以章显之；恶则理当恶，彼自绝于理，故五刑五用曷尝容心喜怒于其间哉！舜举十六相，尧岂不知？只以它善未著，故不自举；舜诛四凶，尧岂不察？只为它恶未著，那诛得它？举与诛，曷尝有毫发厕于其间哉！只有一个义理。”[18]（《二先生语二上》）他们认为历史发展是由永恒的天理决定的，而贯穿其中的就是儒家义理思想。朱熹继承程颢和程颐的思想，进一步阐明历史演变存在天理。他说：“如读书以讲明道义，则是理存于书；如论古今人物以别其是非邪正，则是理存于古今人物；如应接事物而审处其当否，则是理存于应接事物。”[4]（《大学五》）他认为经学为史学之本：“《六经》是三代以上之书，曾经圣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却在这边自若也。”[4]（《读书法下》）朱熹主张治史应当揭示义理思想，否则没有价值。他提出的治史方法是：“味圣贤之言，以求义理之当；察古今之变，以验得失之机，而必反之身以见其实者，学之正也。”[19]（《己酉拟上封事》）这种治史方法注重整体与感悟，而不注重分析和实证，不可避免地流于浮泛空疏，得出的结论不可能完全切合历史的实际。正如吴怀祺所说：“朱熹说读史穷理，不过是以历史验证先验的义理。本着这样的认识，历史的研究很难得出新鲜的结论，史学不过说明天理、纲常、名分等级礼制的永恒性。”[20]（p169）然而史学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各种史学成果无不深深地打上时代的烙印。要正确考察前人的史学成就，必须认清它们赖以产生的历史条件。这就要求史家运用分析的和实证的史学方法，而不能笼统地抽象地研究和评价历史。
    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针对宋元明数百年来愈演愈烈的空疏治史方法，展开了全面的清算。史家对历史的认识，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深化的，根本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义理观念。他们反对不察时代而抽象地研究历史的做法，强调考证清楚一人、一书、一事而求得事实之真，在此基础之上揭示历史的真相。他们认为，只有考察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才能认清历史演变之道，反对脱离历史实际而空谈义理原则以求道的方法，从理性的角度对历史演变规律作了新的阐述。
    浙东学派史家章学诚认为“道”是一个历史范畴，而不是永恒的真理。他指出：“《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未有人而道已具矣。继之者善，成之者性。是天著于人，而理附于气。故可形其形而名其名者，皆道之故，而非道也。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21]（《原道上》）只有在天地产生以后，自然界阴阳交替才形成“道”，而不存在宋儒所谓先天地而生的“道”。他认为“道”是万事万物产生背后的原因和法则，而不是万事万物本身。所谓明道，也就是认识事物的内在本质，不但要知其然，而且还要知其所以然，探究事物发展变化背后深层次的内涵，揭示其发展动因及法则。章学诚通过考察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说明“道”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没有先天存在的“道”。他说：“天地之前，则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犹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别班分，而道著矣。”[21]（《原道上》）人类产生以前，根本不存在所谓人伦之道，而夫妇、男女、长幼、尊卑以及仁义忠孝之道，只有随着人类的社会活动才能产生。人类社会在发展，“道”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后世出现的封建、井田、郡县以及各种礼乐制度，都是各个时代“道”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没有这些客观事物，也就谈不上关于这些事物的“道”。他认为既然“道”是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那就只能在研究具体的事物中才能认识“道”。章学诚说：“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21]（《原道中》）章学诚反对宋明理学舍“器”求“道”的空谈方法，提出“即器以明道”的主张。他认为：“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故司马迁本董氏天人性命之说，而为经世之书。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义理以为功，此宋学之所以见讥于大雅也。”[21]（《浙东学术》）宋明理学家由于把义理思想过分理想化，以致学者只关心达到目的，而忽视了达到目的的途径，逐渐舍弃读书明道的正确方法，抽象谈论道德性命，结果把历史事实架空，使义理思想变成虚渺之物。章学诚对此批评说：“宋儒之学，自是三代以后讲求诚、正、治、平正路；第其流弊，则于学问文章、经济事功之外，别见有所谓道耳。以道名学，而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则守陋自是，枵腹空谈性天，无怪通儒耻言宋学矣。”[22]（《家书五》）宋代以来的道学家离事而言理，不但不重视探讨和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不关注历史发展的规律；而且轻视考证具体的历史事实，脱离历史的发展而空谈人类社会的天理，对历史的认识极其肤浅，极大地阻碍了宋元明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章学诚认为研治经史，如果轻视典章制度的考订和研究，必然导致离事而言理，内容空洞无物。他说：“治经而不究于名物度数，则义理腾空，而经术因以卤莽，所系非浅鲜也。”[22]（《家书五》）只有把义理思想建筑在客观历史事实之上，才能够真正揭示历史演变之道。即使孔子删定的《六经》，也只不过是三代先王的政典，仍然是“器”而不是“道”。他说：“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21]（《原道中》）后人之所以尊崇《六经》，只是由于“六艺者，圣人即器而存道”[21]（《原道下》）。因为《六经》是存道载体，舍此无以求道。从章学诚对于“道”、“器”关系的论述可以看出，他承认客观事物是独立存在的，是具有物质性的“器”；而客观事物存在和发展变化的原因、动力和法则，才是寓于该事物之中的“道”，是学者应该努力探究的真理。章学诚“即器以明道”的认识和主张，有助于启发世人探究历史发展的动因，揭示社会运动的法则，阐明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