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以明史专家饮誉学林，就学术生命的全程而论，20世纪30年代乃其研治明史的辉 煌时段（注：以往涉及20世纪30年代吴晗史学的论著主要有：苏双碧、王宏志：《吴晗 传》，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美]马紫梅：《时代之子--吴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96年版；潘光哲：《胡适与吴晗》，《历史月刊》（台北）1995年第9期；黄艾仁： 《是恩师，还是仇敌--胡适与吴晗的恩恩怨怨》，载《胡适研究》（第2辑），安徽教 育出版社2000年版；朱宗震：《胡适离异的学生--吴晗》，载《孤独集》，上海书店 出版社2001年版；等。现有的文字多侧重对吴晗早年治学经历及成就的叙述，较少从学 术史层面进行阐说。马紫梅书虽突破这一格局，惜囿于体例，未能集中笔墨就吴晗与当 时史学思潮的内在关联做系统梳理。本文拟稍稍补足这一缺憾。），具有重要意义，占 据枢纽地位。在这一时期，吴晗著述甚勤、创获最丰：考索胡惟庸党案的来龙去脉、论 析《金瓶梅》的作者及时代背景、探究明代农民的生存状态、撰著《胡应麟年谱》，等 等。他的文章巨细兼顾，考释并举，其中不少刊发于《清华学报》、《清华周刊》和《 燕京学报》等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吴晗为明代社会史研究粗立规模，他本人也由一普 通大学生历数年而卓然成一名家。与此同时，起初师从胡适的吴晗，从胡适的信徒逐步 转变为一名具有独特治学路数的成熟学者。
    吴晗的这段学术经历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学术语境尤其是史坛思潮的嬗变息息相关 。当时以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等人为首的史料学派在史学界，主要是学院派中仍居于 执牛耳的地位，但由于社会文化变迁的外力拉动和自身知识取向的内在限制，他们20年 代那种一统天下的局面已难以维继，其内部的分化也日益突出。此时，唯物史观派乘隙 而起，从思想文化界迅速波及史学领域，对史料学派构成了强烈冲击。简言之，在30年 代，横亘20世纪中国史坛的两大派别--唯物史观派与史料派的大规模冲突、对抗正式 揭幕（注：关于20世纪两派史学的对抗史，可参看王学典：《实证追求与阐释取向之间 的百年史学》，载《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唯物史观派与 史料派的冲突与融合构成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主线，离开它，许多重大学术史事件和 人物难以被充分解读。）。这两股巨流的冲撞和融汇为吴晗学术的生成提供了丰沃的土 壤。本文将追踪30年代吴晗的学术旅程，具体考察他与同时并存的两大学派间的亲疏离 合，进而观测此后史潮起伏的动向所在。
    一、二元起点
    吴晗学术之路的起点是在中国公学读书期间。1929年秋，吴晗升入上海中国公学社会 历史系，选修胡适主讲的“中国文化史”课。到1930年春，他撰成文化史课业论文-- 《西汉经济状况》。胡适对此文十分赏识，将它推荐给大东书局，出版时还亲自题签书 名。《西汉经济状况》是吴晗的处女作，又为胡适所看重，故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这篇文章全面考察了西汉时期的经济生活，涵括财政、平民生活、经济政策、均产政 策、土地制度、赋税制度、货币制度、人口问题、都市问题和农业灾害10个主题，并以 西汉黄金问题、移民统计为附录。为什么要从漫漫历史长河中截取西汉一段呢？吴晗认 为，“西汉二百二十八年中，产生了一切后代所奉行所继承的制度、政策、主义、思想 。”但令他不满意的是，“史家记载关于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不很详细，以致我们不能 详确的综合观察比较、探讨。”对此，吴晗深情地感叹道：“我们抱著十二分的惋惜态 度，来追悼这可贵的史料，在史家的笔下轻轻失去而幻灭，而沉失在黑暗中！”（注：吴 晗：《西汉经济状况》，载《吴晗文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这 是吴晗撰写此文的由来。
    《西汉经济状况》最为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借取社会学、经济学和统计学等社会科学 的原理和方法来解析历史问题。尽管在概念的运用、表述的准确性方面存在不足，但吴 晗援社科方法入史的尝试已颇为可观。在讨论汉代困商政策时，吴晗依据经济学和社会 学理论进行解答。他指出，“据经济学原理，资本集中则小企业不振。据社会学原理， 大城市集中发展，则乡村衰落。”（注：吴晗：《西汉经济状况》，载《吴晗文集》第1 卷，第10页。）因而困商政策的推行是失计之举。吴晗还用同样的方法来解释中国经济 落伍的原因。他认为，以现代经济学的眼光来看，“二千年来的工业、农业、商业之所 以不发达的最大原因，是中了新儒家的传统思想的毒。”新儒家的经济观念，误以为驱 民归农，是保护农业的唯一措施，从来不曾考虑到如何去巩固农村的组织，如何去增加 农业生产额的比率，如何去保障农民工作者的安全，如何去改良农器与种子以求效率的 增进。其次，根据社会学的集团分析法，吴晗指认畸形的阶级结构也是经济不发达的要 因之一。西汉时，由于“士”集团在社会政治中的地位日益抬升，跻身士流成为世人的 最高目标。结果，生产者日渐减少，消费者却过量增加。这一矛盾使经济陷入困局。（ 注：吴晗：《西汉经济状况》，载《吴晗文集》第1卷，第57、58页。）
    与经济学密不可分的统计学方法也是吴晗用以阐明历史现象的利器之一。因为“用经 济学家的眼光来看，一石米价钱的高下，可以看出旁的物件的价格，同时也可以知道社 会之就序与否的情形”，他制作了一张“西汉米价表”。（注：吴晗：《西汉经济状况 》，载《吴晗文集》第1卷，第6页。）在考究西汉的赋税、货币、人口、灾害等问题时 ，吴晗均采用了统计表的形式。但数量统计只是方法和工具，更重要的是通过定量分析 寻觅出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此文附录的“西汉移民统计”，先是列举了西汉时期24次 移民的时间、数目，然后得出结论，“移民运动的发生，固导源于政治作用”，但结果 却是“商业经济的勃兴，商业都市的发展”。（注：吴晗：《西汉经济状况》，载《吴 晗文集》第1卷，第62、63页。）这里的统计分析对解答历史问题起到了辅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