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之农民》一文中，吴晗提出，“农民人数最多，和土地的关系最密切，对国 家的负担也最重”，因而“他们的生活最值得我们注意”。（注：吴晗：《明代之农民 》，天津《益世报·史学》第12、13期（1935年10月15、29日）。）他还着眼于地主集团 与农民阶层的利益冲突，探索明代农民悲惨命运的根源所在。在《晚明“流寇”之社会 背景》及前面提到的《<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两文中，吴晗对农民生存状 况的关注同样清晰可见。叙述民间历史、大众历史成为吴晗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还有，吴晗书写民众史时处处流露出一种同情态度，体现了一种民间立场。这与传统 史学有着根本区别。传统史学不乏关于民生疾苦的记载，但它是站在官方立场上发言的 ，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俯视。吴晗能以同情的态度还原民间历史，反映出其观念之现代。
    跨学科方法尤其社会学中的集团分析法是吴晗考察明代社会历史的基本工具。吴晗使 用的范畴是脱去了道德、政治色彩的“阶级”，实质上就是“集团”。前述的《明代之 农民》、《晚明“流寇”之社会背景》都是将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集团进行整体描述的。 在《晚明仕宦阶级的生活》中，吴晗考察了另一社会集团--仕宦阶级的生存状况。这 两大集团加以对照，明代社会结构的轮廓就勾勒出来了。集团分析法不将目光胶着在少 数个人身上，而是注意个体的集合，关心个人与集团、集团与集团、集团与社会之间的 复杂关系。它为研究主体提供了深刻的洞察力，使其得以进入历史的幽深处。集团分析 法的运用，使吴晗与唯物史观派更加趋近。因为这一方法在唯物史观派学人的方法论体 系中居于中心地位，是此派史学的一个重要标志。
    综合以上各点，1934-1937年吴晗在史学上取径唯物史观，已是明显的事实。吴晗由 “胡适的信徒”转变为唯物史观的社会史学者的确事出有因。1934年后唯物史观派日益 走向成熟，其影响由表面进入深层。在经历了社会史论战之后，唯物史观派开始自我调 整，进入了常规建设阶段。1934年底陶希圣创办《食货》半月刊，注意史料搜考与整理 。这标示着唯物史观派出现方向性变动。社会史论战时期的浩大声势虽不复存在，但唯 物史观由一种时髦的口号、旗帜逐渐变为一种平实的理论和方法。与此前飘浮在思想文 化界的上空不同，唯物史观开始渗入学术界包括一些学院派学者的研究之中，做到落地 生根并有望开花结果。这时的唯物史观派史学对受过现代学术训练、不满于传统考据学 的青年学者尤其具有吸引力。当时吴晗的学术转向应与此有密切关联（注：20世纪30年 代尝试将唯物史观应用于明史的研究者不在少数，不独吴晗为然。详见李小林、李晟文 主编：《明史研究备览》，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这是就大环境论。 若从小环境言，主要是“史学研究会”成员间的相互影响。1934年5月，吴晗与罗尔纲 、汤象龙、梁方仲等人组成一个学术团体，名为“史学研究会”。该会以塑造“叙述文 化的进步、经济的变动、社会的变迁”的新史学为主旨，基本路向趋于唯物史观一途（ 注：可参看汤象龙关于史学研究会的回忆，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3卷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其主要特征有四点：1.它将社会经济史设定为研 究重心，尤其注意从社会、经济角度解析历史现象和历史问题；2.它奉行民间本位的治 史立场，关注基层社会和普通人物的历史境况；3.它遵循实证与阐释并重的致知取向， 兼顾史观与史料，以求创立完整形态的历史学；4.它主张从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等 西方社会科学借取理论和方法，以新的概念工具阐释中国历史。吴晗是“史学研究会” 中的重要一员，他身上浓缩了该团体的学术品质。这样吴晗便逐步疏离了胡适的治学道 路，与实验主义史学渐行渐远。
    吴晗实现了从考据学者向社会史家的转型，但并不意味着他在1934年以后与史料整理 、历史考证工作完全绝缘。吴晗的转变是学术路向、治学境界上的转变，作为史学研究 基础的史料工作仍是不曾废弃的。1932年，吴晗开始从《明实录》和朝鲜《李朝实录》 中搜集、抄录有关材料，填补建州史研究的空白。他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就去北平图书 馆抄录，这项工作一直持续了5年。到1937年，共积累了300多万字的资料。依据这些资 料，吴晗写出了为建州史补白的两篇重要文章：《关于东北史上一位怪杰的新史料》和 《后金之兴起》。也正是由于这项旷日持久的资料汇集工作，才有了四十多年后（1980 年）《朝鲜<李朝实录>中之中国史料》一书的问世。
    1934年以后，吴晗仍有考据文字发表。《明成祖生母考》一文即属此类。明成祖生母 为谁，直接关系成祖即位的合法性问题。傅斯年、朱希祖曾注意及此，吴晗也著文讨论 。他考证出明成祖为碽妃所生，并非高皇后之子（注：吴晗：《明成祖生母考》，载《 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1卷。）。吴晗此文在研究门径上与傅斯年等一致，“具有整理国 故的性质”（注：马紫梅：《时代之子--吴晗》，第300页。）。“整理国故”运动乃 胡适等人所提倡，在史学领域落实为以科学方法研究历史，而科学方法实质上是考据学 方法。因而，吴晗此文确为考据性质，并非社会史研究。
    尽管吴晗治史的侧重点已发生了明显的位移，但他仍可算作一名社会史、考据学两栖 学者。在主攻社会史的同时，吴晗并未一概抛却史料派的学术方法，完全退出史料派的 栖身之地，只是较之以往，毕竟主从有别、境界不同了。
    四、史家与史潮
    1940年前后，吴晗的人生道路出现了重大转折，其学术生涯也发生显著变化。由于受 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微观生活境遇的压迫，吴晗的思想日趋激进，最终从书斋中破门 而出，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此时吴晗的学术走出了象牙之塔，负载着强烈的现实诉求 。1943-1948年吴晗发表的历史杂文，以古讽今，借题发挥，具有浓厚的影射史学色彩 。即使是学术含量较高的《朱元璋传》，也并非为历史而历史，而是曲折地表达出他对 现实社会的感受。建国后，吴晗出任北京市副市长等职，曾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 《世界历史小丛书》，主持标点《资治通鉴》，在史学界进行的“历史人物评价问题” 、“清官问题”等讨论中一度非常活跃。但总体说来，1949年以后吴晗的贡献已经在事 功而不在学术了。随着政治角色不断强化，青年吴晗孜孜向学的身影日渐模糊起来。19 65年他受命编写历史剧《海瑞罢官》，不幸卷入政治漩涡，以悲剧方式走向人生的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