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关于《金瓶梅》的一组文章，前一篇《<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的故事及其衍变 》及其补记主要考证《金瓶梅》的作者不是王世贞；后一篇《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 会背景》就不再局限于此书的作者和年代问题，而是放宽视野，注意到其产生的社会背 景。构成这种社会背景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由于土地集中的情形日益严重，小农破产， 或转死于沟壑，或揭竿为盗贼；二是随着海外贸易的扩展和国内市场的扩充，商人阶层 迅速崛起，上自皇帝下至市侩莫不穷奢极欲、荒淫无度。吴晗在文章结尾如此总结道： “这样的一个时代，这样的一个社会，才会产生《金瓶梅》这样的一部作品。”（注： 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载《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1卷。）该文 因此招致了一些旧派学者的不满，他们认为著作年代考证清楚就行了，何必谈论时代背 景呢！在当时，注重社会背景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标志之一。
    即使在资料汇编性质的《江苏藏书家史略》中，唯物史观的印痕也十分明显。吴晗在 “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大拟一地人文之消长盛衰，盈虚机绪，必以其地经济情 形之降诎为升沉枢纽。”以江苏藏书家而论，则常熟、金陵、维扬、吴县四地始终为历 代重心，其原因就是常熟富庶，金陵、吴县繁饶，维扬商贾云集，为乾隆之际东南经济 中心（注：吴晗：《江苏藏书家史略》，载《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1卷，第208页。）。 吴晗从经济角度阐说文化盛衰，与唯物史观的诠释思路完全一致。
    尽管如此，唯物史观在吴晗的史学思想中毕竟只是一股伏流。1931-1934年，是吴晗 与史料学派的蜜月期。胡适的学术理念制导着吴晗的研究。吴晗以“大胆的假设，小心 的求证”为座右铭，并题写在自己的毕业照片上。胡适对这位弟子也甚为满意。他在19 34年6月24日《大公报》上发表了《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的文章，特别提到一个细 节：主持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傅斯年在暑假前几个月就要与清华大学抢一个清华大学史 学系即将毕业的高材生，这个高材生就是指吴晗。吴晗既是民国学术界领袖胡适的得意 门生，又成为史料派大将傅斯年的争抢目标，足见他与史料学派的亲和程度。
    1950年，吴晗在回顾自己的学术思想时说，“1930年以后，我无条件地接受了历史唯 物论，企图应用这新观点、新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接着话锋一转，又承认当时“受 了胡适之极深的影响”。（注：吴晗：《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载苏双碧主编： 《吴晗自传书信文集》，第26页。）从这段貌似前后矛盾的自白中，我们可以部分地看 出吴晗对自己早年学术倾向的认知。他一面接受唯物史观，一面又受胡适极深的影响， 正与30年代吴晗出入于唯物史观派与史料派之间的事实相合。但吴晗似乎放大了唯物史 观在其学术构成中的份量，至少在30年代前期是如此。两种异质的史学因素不可能永远 维持固定的比例。由于种种机缘的凑合，来自唯物史观派的影响在吴晗那里不断涌动、 扩张，同时，当初胡适如“天际明星”般的教诲逐渐失却光辉，终于只剩斑斑碎影。
    三、社会史学者
    1934年大概可以视为吴晗学术生涯中的一个分水岭。此后，吴晗不再徘徊于历史考证 的狭小天地，开始越出实验主义史学的门墙，走上了研治社会史的不归路。其学术转轨 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是选题视野的转换。与以往专事个别、孤立的史实的辨析不同，吴晗的目光已转移 到明代的重大社会历史问题上。明代的社会阶级结构、元明之际的社会变动、重要制度 、大规模动乱、经济状况等成为吴晗关注的焦点。吴晗的兴趣由个别零星事实转变到梁 启超所说的“史迹集团”（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版，第126页。）上。胡适“小题大做”、“千万不要做大题目”的告诫约束力已大大减 弱。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史类的文章在吴晗的著述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像《十四世纪 之纺织工厂》、《元明两代之“匠户”》、《明代之粮长及其他》、《评梁嘉彬广东十 三行考》等均为明代经济的专门研究。对经济史的偏爱，是吴晗的学术天平向唯物史观 倾斜的重要表征。
    二是由实证到诠释，从考据到义理，史观与史料融成一片。吴晗的工作不再局限于“ 整理明代史料”，不再停留在辨伪考订的初级工作上，在具备了一定的史料积累之后， 吴晗涉足更高层次的工作--史实重建。这不仅是条理排列史料，而且要确定历史事件 在因果链条中的时空位置，赋予其意义。
    即使是考据工作，吴晗也能做到考据与义理相统一，史料与史观融合无间。他总结出 一种“剥笋考据法”：在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每一问题或史实，先要追求这问题在历史 上的地位，已否解决，如已解决，它们的证据是否可信，如未解决，症结何在；接着用 全力考证这问题，恰像剥笋似的一层一层地剥去这问题所堆附的外障；再接着，还不肯 以问题本身的解决为满足，还要问为什么这史实成问题，为什么为许多外障所蔽而成问 题。这一切完成之后，对史实进行估价，给它在历史中一个恰好的位置。（注：罗尔纲 ：《太平天国史丛考》，吴晗先生序，正中书局1943年版。）这一方法已超迈传统考据 学，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从史实考证进入史事重建。胡适先前属于史料整 理层次的“剥皮主义”，与吴晗的“剥笋考据法”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除以上两方面的显著变化外，与《西汉经济状况》的治学风格一脉相承，吴晗关注民 众史和运用跨学科方法的倾向进一步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