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30年代的学者生涯与史学界的氛围息息相关，他的后半生则与整个国家民族命运 紧紧缠绕在一起。因而，吴晗后半生的种种遭遇受到人们的充分关注，早年相对平淡的 学术经历在一定程度上被冷落了。但考察作为学者的吴晗，20世纪30年代是无论如何也 绕不过去的，因为这是他创造力最旺盛的黄金时期。吴晗承受着来自唯物史观派和史料 派的双重影响，出入于两派之间，同时从双方汲取合理性资源。这一取径使他得以走出 民国前期史学界史观与史料两极对立的僵局，臻于方法、理论、材料相需相成的新境界 。也正是这种学术上的非一元性、兼容性，使吴晗的史学成果具有恒久的生命力。此时 段确立的学术旨趣，渗入吴晗整个学术生命之中，即使到了时局丕变、学风转向的建国 后仍或明或暗地发生作用。在“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冲突中，吴晗坚定地站在历史 主义派一边，而且充当了一名主将（注：详参王学典：《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第 三章“东山再起的历史主义思潮”，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这决不是偶然的， 这不正是他早年从胡适处得来的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的客观求真意识的复苏吗？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关于吴晗早年的史学生涯，尤其是他在1934-1937年的史学取向 仍是存有争议的一个问题。更明确地说，唯物史观的影响是否占有主导地位，观点并不 一致。毛泽东即持否定意见。在1948年11月24日致吴晗的信中，毛泽东说：“……在方 法问题上，先生似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注：《毛泽东 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0页。）这里的“历史唯物主义”替换为“阶级 斗争观点”方才准确。因为以今天的认知水平来看，历史唯物主义的涵盖远过于阶级斗 争观点，二者不能等同。毛泽东的评价以他对唯物史观的特定理解为出发点，且主要针 对《朱元璋传》一书，但它实际上长期支配了人们对建国前吴晗学术倾向的判定。不得 不承认，吴晗是从史料学派内部成长起来的，这一特殊背景使他不同于郭沫若、吕振羽 、翦伯赞等唯物史观派学者。但唯物史观派并非只有一种类型，舍此别无他途。这就要 涉及一个更具一般性的问题，即如何看待理论体系与具体研究的结合关系。
    据笔者观察，理论体系与具体研究的结合方式大致有两种：一是完全结合，一是不完 全结合。换言之，一为封闭性结合，一为开放式结合。前者某一理论学说完全支配着某 种具体研究，几乎取消了其他理论的存在空间；后者某一理论学说部分地支配着某种具 体研究，为其他理论预留了存在空间。郭沫若等人的学术研究与唯物史观是完全结合， 他们坚信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科学真理，毫无保留地认同其整个理论体系，处处以精典 论断为绳墨，为裁判是非的最后尺度。这种接受含有很大的信仰成分，潜伏着极端化倾 向和教条主义危险。同时，这种完全结合的包容性甚小，其他本可与唯物史观互为补充 的理论学说被拒之门外，导致了理论方法过于单一。与此不同，吴晗当时对马克思主义 的整个理论体系有所保留，尤其是政治学说部分，他承认唯物史观发现了部分真理，并 通过唯物史观来启发自己追寻历史奥秘。这种不完全结合包容性较大，唯物史观只是一 种工具、工具之一种，其他可以补救唯物史观之不足的理论方法都有容身之地，只不过 唯物史观在诸多理论中地位最显重要。
    民国时期与唯物史观实现不完全结合或开放式结合的学者不止吴晗一人，陶希圣、冯 友兰、吕思勉等皆是如此。这种结合方式的存在，使在郭沫若等唯物史观核心群体之外 ，又产生了一个唯物史观派边缘学者群（其实核心与边缘只是相对而言，这里是就目前 的普遍认知来说）。由于没有意识形态外壳的包裹，这个边缘学者群的存在，更为清晰 地显示出唯物史观派的学术合法性之所在。核心群与边缘群共同集结为唯物史观派阵营 ，二者并无本质的不同。因之，吴晗与郭沫若等均属唯物史观派，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不 完全结合与完全结合、边缘与核心的区别，不是不同性质、不同学派的区别。
    20世纪30年代吴晗走过的学术道路，从初沐梁启超“新史学”雨露到在胡适指引下取 径实验主义，最终转变为唯物史观的社会史学者，这几乎是整个民国时期中国史学变迁 的一个缩影。史家吴晗既是一定史学思潮的产物，又反映着史潮的起伏涨落，暗示出此 后的走向。前面一再提到，吴晗的史学兼容了唯物史观派与史料派的特质，集双方之大 成，这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而是提示着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史坛变动的必然归趋 ，即两派合流。诚然，唯物史观派与史料派两军对垒，大有冰炭难容的意味。但他们之 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融合互补的可能性一直就存在着。第一，史学自身具有 两派结束对立、走向合作的内在要求。史观与史料本是构成史学的两个基本要素，二者 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若视史学为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则史观为其灵魂 ，史料为其血肉，灵魂的贯注与血肉的充盈皆为史学生存发展之必需。由是观之，在史 观与史料之间各执一端的两派走向融合是现代中国史学趋于成熟的题中应有之义。第二 ，从史学研究主体即史家方面看，史观与史料顾此失彼的学者只是理论家或考据家，不 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学家，因为他们不能塑造出完整形态的历史学。英国哲学家培根曾将 科学研究者分为蚂蚁型、蜘蛛型和蜜蜂型三类。蚂蚁型只会搜集数据，蜘蛛型只凭自己 的材料织网，而蜜蜂型既采集原料又进行加工（注：参见[英]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5页。）。准此而言，史料派学人多属蚂蚁型， 史观派学人基本上是蜘蛛型，而实证与诠释冶为一炉的蜜蜂型学者才是一种理想类型。 第三，自唯物史观派与史料派的具体情形而言，双方的汇流也是有其现实基础的，他们 之间并没有表面看来那么壁垒森严。一方面，在史料派学人的学术主张中，不乏对治史 之道的全面承认，只是实践中不能完全兑现，留下大片空白有待史观派填补。在《中国 哲学史大纲》中，胡适提出史学工作的目的包括明变、求因和评判三部分（注：胡适： 《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但以他为首的史 料派把绝大部分精力放在“明变”上，对“求因”、“评判”则很少问津，而后两项正 是唯物史观派之所长。顾颉刚不但声明不反对唯物史观，而且认为他们所从事的疑古辨 伪是为唯物史观派学者做铺垫、打基础（注：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顾序》，载《 我与古史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159页。）。另一方面，唯物史观派 学人也将史料派的成果作为开展研究的起点。唯物史观派的开山之作--郭沫若的《中 国古代社会研究》即提出清算古代社会必须以王国维等的业绩为出发点（注：郭沫若：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版。）。其业绩主要是对中国古代制 度文物的考证，属史料派范围内的工作。其他唯物史观派学者也不时地明征或暗用史料 派的既有成果。由以上两方面可知，双方在学术上互渗互动并非虚言。最后，20世纪30 年代中后期社会环境的变化对两派合流起了助推作用。世风与学风互为表里，分合之势 往往是同一的。世风尚合，则学风不分。“七·七事变”之后，山河破碎，国难日深。 面对这一危局，不同的利益群体开始携手，一切内部的主义之争、党派之争暂时被悬置 起来，团结合作成为社会的主导理念。当是之时，在学术思想领域，结束长期的分裂和 对峙，两大学派走向融合，已是不可阻挡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