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胡适门生
    1931年3、4月间，吴晗撰成一部《胡应麟年谱》。他将此文稿寄送胡适，并附信一封 ，叙说草成年谱的经过、引证的材料及修订的设想。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一次吴晗终于 叩开了胡适的大门。次日胡适即回复，对吴晗的工作给予肯定。他认为吴晗的结论、时 期划分都很得当。在信末胡适还向吴晗发出邀请：“星期有暇请来谈。”（注：《吴晗 致胡适（1931年5月5日）》，载苏双碧主编：《吴晗自传书信文集》，第70、71页。）无 疑，这将成为吴晗学术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
    这次胡适能对吴晗青眼有加，大概出于以下两点原因：其一，胡应麟是明代的辨伪学 者，其作品《四部正讹》从浩繁的古籍中挑选出近百本伪作，并制定了鉴别历史文献真 伪的原则。这与胡适等史料派学人倡导的辨伪精神声息相通。此外，胡应麟对《水浒传 》版本的注意与胡适的兴趣一致。吴晗选胡应麟作题目，自然容易引起胡适的共鸣。其 二，前此胡适曾推断胡应麟卒年约为50岁，但根据很少，不过是一个假定而已（注：见 胡适：《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胡适文存二集》卷五，亚东图书馆1930年版， 第630页。），而吴晗确切考定他死时52岁，与胡适的假定相去甚微。这样就为胡适的研 究提供了实际的支持，胡适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
    1931年8月初，吴晗以优异的文史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同月19日胡适就给当时的清华大 学代理校长翁文灏和教务长张子高写了一封推荐信，要求特别关照吴晗。在信中，他对 吴晗赞赏备至，“他是很有成绩的学生，中国旧文学的根底很好。他有几种研究，都很 可观”，“编成《胡应麟年谱》一部，功力判断都不弱”。并附上年谱，让他们“以观 他的学力”。（注：转引自苏双碧、王宏志：《吴晗传》，第19、20页。）不久，清华大 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与吴晗进行了第一次谈话，建议吴晗攻治明史。胡适数日后又给吴 晗以具体的方法指导。
    胡适认为蒋廷黻劝吴晗治明史，“是个最好的劝告”。这是因为秦汉时代材料太少， 不是初学者所能整理的，材料少则有许多地方须用“大胆的假设，而证实甚难，非有丰 富的经验，最精密的方法，不能有功”（注：《胡适复吴晗（1931年9月12日）》，载苏双 碧主编：《吴晗自传书信文集》，第75页。）。不难看出，胡适认为治史的难易程度取 决于史料遗存的多寡。秦汉史由于史料稀缺，驰骋“高远的想像力”至为重要。但这样 一来，胡适所标榜的科学方法--“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就没有多少用武之地了 （因为在这一方法中，“假设”与“求证”的地位是不平衡的，后者才是重心所在）。而 胡适对方法的崇尚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在他看来，学术研究必须讲方法，必须处处体 现方法。由于这一方法情结的存在，胡适对“求证”难以落到实处、其方法不能有效贯 彻的秦汉史采取了回避态度（注：胡适对其学生罗尔纲有类似的指导，见罗尔纲：《师 门五年记·胡适琐记》，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8页。）。相反，治晚代历史，“凡立 一说，进一解，皆容易证实，最可训练方法。”从“科学方法”的实现程度着眼，胡适 主张吴晗应以明史为业。他还指示吴晗“试作专题研究；题目越小越好，要在‘小题大 做’，可以得训练。千万不可作大题目。”这一忠告，反映出胡适及史料学派在选题上 的特点，即回避重大问题的探讨，专向冷僻、琐碎的题目下手。胡适信中最后一段话将 其用意和盘托出：“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明 代史料的学者。”（注：《胡适复吴晗（1931年9月12日）》，载苏双碧主编：《吴晗自传 书信文集》。）这正是史料派学人考史但不著史的一贯作风。胡适对吴晗的期待是他能 墨守其家法，做一名考据学者。
    从这封指点吴晗治学的信中，我们还可体会出胡适有一种潜伏的动机压在纸背。那就 是竭力阻止吴晗滑到唯物史观派的学术路径上去，像不宜治秦汉史、应“小题大做”、 不要做新明史诸要点，似乎都是针对史观派而发的。史观派学人的代表作品，如郭沫若 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均是研究“文献不足征” 的上古史或史前史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也基本上是一场古史论战。史观派学人往往选题 宏大，以重构中国历史体系为鹄的。这些均与胡适的治学主张格格不入。但史观派造成 的社会声势又使胡适明显感受到了某种威胁。因而他在引导吴晗走上史料派道路的同时 ，存意让吴晗避开史观派的途辙。这封信蕴藏了两大学派相竞逐、两种学术路径相抗衡 的信息。
    吴晗立即对胡适的教诲做出了积极反应。他在致胡适的信中说：“上次先生所指示的 几项，读后恍如在无边的旷野中，夜黑人孤，骤然得着一颗天际明星，光耀所及，四面 八方都是坦途。”接着向胡适汇报了他近期的工作情况，说已购置一部崇文本的《明史 》，逐日点读，另外做了几千张卡片装了几只匣子，分为人名、书名、纪事三种，按类 填写，比较复杂的则写上札记簿。他准备先读完《明史》，再按胡适的指示逐步做去。 （注：《吴晗致胡适（1931年9月26日）》，载苏双碧主编：《吴晗自传书信文集》，第76 页。）这表明，初入胡适之门的吴晗欣然接受了其治学之道，打算沿着他指点的津途按 部就班地展开工作。
    在此后的几年中，胡适的影响在吴晗的学术生活中占了主导地位，可以说吴晗基本上 是以考证学者的面目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无怪乎苏双碧认为吴晗“在学生时代最有成 就的著作，就是有关考据的文章。”（注：苏双碧、王宏志：《吴晗传》，第38页。）《 胡惟庸党案考》、《明嘉靖本<甘泉先生文集>考证》、《<绿野仙踪>的作者》及探索《 金瓶梅》的系列文章均属此类。这些文章初步确立了吴晗在明史研究领域中的地位。那 么，吴晗身上早先的唯物史观新史学的萌芽是否消失无踪了呢？不然，即使在考证文章 中，吴晗所受史观派的影响仍依稀可见。试举几例说明。
    在《胡惟庸党案考》一文中，吴晗不但详细追考了胡案的组构过程，辨明了诸多史实 上的谬误，还对胡案的发生进行了经济的、阶级的分析。吴晗认为，明初国库空虚，朱 元璋屡兴大狱，目的只是筹措财款，因此在一系列党狱中，许多地主富商被网罗进去， 这是经济方面的原因；从阶级关系上看，朱元璋出身寒贱，与士大夫集团的关系不能协 调，便借胡案打击士大夫集团（注：吴晗：《胡惟庸党案考》，载《吴晗史学论著选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这些对胡案成因的剖析显然已超出史料整理的范围 ，很可能是受到了唯物史观派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