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民众历史是《西汉经济状况》的又一特征。吴晗尝试凭着《汉书》、《史记》中 不完备的断文烂句，推想汉代平民的生活。他对当时农民的收支情况、妇女的工作负担 、人们的衣食等做了扼要的叙述。关于此项，大概主要是受材料稀缺的制约，作者其实 着墨不多。但将它单列一节，且置于首要地位，却足以说明吴晗对民众历史的重视程度 （注：此时吴晗还有一篇民间史的文章《昆仑奴考》，讨论“中国黑奴”的来历及特点 ，发表于《现代学生》第1卷第1期（1930年10月），收入《吴晗文集》第1卷。）。把研究 触角伸向民间，虽带有明显的探测性质，但这一倾向应该引起足够注意，因为它成为日 后吴晗史学著述的主题之一。
    《西汉经济状况》虽是吴晗的初出茅庐之作，我们却可从中窥见他后来所着力创建的 “新史学”的斑斑点点。其“新史学”的特征是以社会经济史为基干、以民间历史为关 注焦点、以社会科学为辅助工具。胡适的学术兴趣集中在思想、考据方面，经济史远非 其意向所趋。在1920年的井田制辩论中，胡适化经济史问题为思想史问题，舍井田制而 言井田论即是明证（注：辩论详情参见《建设》第二卷第一、二、五期。）。至于民间历 史更非胡适的关注中心，他的学术主张中的民间取向主要体现在文学领域，即倡导白话 文运动上。胡适并不排斥现代社会科学，但他推崇、擅长的主要还是承乾嘉朴学余绪的 “文献材料整理术”和“史料审订术”。（注：见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香 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0页。）可见，吴晗最初创造的“新史学”的雏形与胡 适的治史取向截然异趣，却与唯物史观派的学术理念相契合。胡适时任中国公学校长， 更是吴晗心仪的名流学者。照常理而言，吴晗应循规蹈矩地沿着胡适的学术路向行进才 是，可他为什么一开始就显现出与胡适的歧异呢？这主要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史 坛气候的变化有关。蛰伏了近十年的唯物史观派平地崛起，以“中国社会史论战”席卷 学界。在青年学生中，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尤其受到欢迎。据郭湛波描述，1927-19 34年间的思想特征是“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主要思想，以‘辩证法’为方法，以 ‘辩证唯物论’为基础，以中国社会史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锁钥。”（注：郭湛波：《近 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9页。）齐思和也回顾说，北伐后 学术思想的中心是“以唯物史观对于中国过去的文化加以清算”（注：齐思和：《近百 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10期。）。连史料派主角之一顾颉 刚都不得不承认，在30年代的学术界，“唯物史观……像怒潮一样奔腾而入。”（注： 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附言》，载《古史辨》第7册（上），上海古籍 出版社1981年版，第64页。）尽管尚无直接证据说明吴晗接触过唯物史观，但当唯物史 观成为弥漫一时的强劲思潮时，不必得之于某人某书，也可不知不觉地受到感染。可以 推断，吴晗迫切地解求西汉时期的经济问题，当与唯物史观的启示不无关联。
    此外，我们不难看出，梁启超的史学观念在吴晗身上也有投影。关注民众、大量运用 统计学方法两项即为梁氏所力倡。梁启超的史学构想与唯物史观派颇多重合之处，而且 在总方向上是一致的（注：已有研究者注意到梁启超与法国年鉴学派的不谋而合之处（文 见《读书》1993年第12期），而后者又与唯物史观派颇为相似，由此可见梁启超与唯物 史观派在学术上的勾连。）。20世纪初年他策动的新史学思潮，客观上为唯物史观派史 学的出场扫清了道路，梁本人则充当了开路先锋的角色。30年代唯物史观派的得势，很 大程度上得益于梁启超的启蒙之功。因而，来自唯物史观派和梁启超两方面的影响合而 为一，共同奠定了吴晗这篇文章的学术基调。
    既然如此，胡适深为赏识此文似乎就难以索解了。如果我们仔细检读这部作品，不难 发现其中有若干与胡适及史料派相通之处。作为文化史课业论文，它基本贯彻了胡适的 研究思路。在胡适关于“中国文化史”的设计中，第三项即为经济史。他主张分两个步 骤展开工作，“第一，用现在力所能及搜集考定的材料，因陋就简的先做成各种专史” ；“第二，专史之中，自然还可分子目，如经济史可分时代，又可分区域”，并特别强 调子目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它是“学问进步必不可少的条件”，是“专史修正的唯一源 头，也是通史修正的唯一源头”。（注：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国学季刊 》第1卷第1期（1923年1月），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卷一。）吴晗的《西汉经济状况》即 属于这种子目的研究，与胡适之意颇合。更重要的是吴晗对疑古立场的认同。在“结论 ”部分，吴晗提到：“自近三十年来新史学勃兴的收获，把二千年来中国恒河沙数的一 切平民士大夫智愚不肖所有盲目想象的三皇、五帝、揖让、三代至治的迷梦揭去，便骤 然地把中国的历史剪断，缩短了一大部分。”（注：吴晗：《西汉经济状况》，载《吴 晗文集》第1卷，第56页。）把中国古史缩短二三千年是胡适的一个典型主张，吴晗的赞 同态度，大大拉近了他与史料学派的距离。以上所举的两点促成了胡适对这篇文章的认 可，但这并非《西汉经济状况》的关键部分，左右不了其基本倾向。
    《西汉经济状况》一文，对我们认识吴晗处在学术入口的情形是不可或缺的。然而若 就此下一断语，认定吴晗问学之初即是唯物史观派的同道，却又未免失之片面。因为与 此同时，吴晗几乎是在亦步亦趋地追随着胡适的研究。这在吴晗致胡适的最初几封信函 中有集中体现。
    1930年3月19日，吴晗给胡适写了第一封信。信中主要谈论他整理《佛国记》的事，并 拟就了关于《佛国记》考的提纲，请求胡适给予“科学的方法”的指导，并提供资料上 的支持（注：《吴晗致胡适（1930年3月19日）》，载苏双碧主编：《吴晗自传书信文集》 ，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版，第64-66页。）。吴晗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题目求教胡适呢？ 因为胡适当时正热衷佛学，1928年归国后研究敦煌佛经，撰述《高僧神会传》。显而易 见，吴晗选取的题目容易引起胡适的注意，有利于展开对话。可惜胡适这次未予置答。 6月29日，吴晗再次致信胡适，讨论《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身世（注：《吴晗致胡适 （1930年6月29日）》，载苏双碧主编：《吴晗自传书信文集》，第66、67页。）。这同样 是胡适关切的问题。此次求教依旧没有引起胡适的反应，但吴晗在学术上追慕胡适的急 切心情已跃然纸上。吴晗的希望落空可能与胡适已于5月辞去校长职务、离开中国公学 有关。再者，吴晗在研究方向上尾随胡适，除投合胡适的兴趣之外，尚有不利的一面不 可不察。刚步入学术殿堂的吴晗在方法训练、材料占有上存在诸多不足，而胡适本人对 上述题目已有所探究，欲有让他感到惊喜的发现，决非易事。还有一点，胡适早享盛名 ，求教于门下者不知凡几，吴晗之遭冷落，并不足奇。这两封信反映出吴晗初涉学坛时 密切关注着胡适的研究动向，积极探索胡适关心的题目。这种探索具有考据性质，无疑 属于史料学派范围内的工作。
    概括言之，在中国公学求学期间，吴晗受到唯物史观派与史料派的双重影响，其学术 蕴涵着社会史学和考据学两种基因，并且双苞齐放，二者互不冲突，平行发展。这种二 元化起点为吴晗日后学术个性的形成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