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针对宋元明以来史学中出现的抛开历史事实而腾虚褒贬的驰骋议论流弊，力图扭转史论空疏无用的学风。他们把考察历史的真相作为史家的根本任务，目的在于通过历史事实本身的是非善恶垂鉴将来，起到惩恶劝善的作用。历史考证学派的史家大力提倡考据，反对史家离开具体历史事实对历史作主观褒贬，不主张轻易评价历史，形成了注重考证而慎言褒贬的治史学风。
    第一，在清代史家的史学意识中，最根本的是主张通过据事直书起到褒善贬恶的作用，认为义理化史学那种没有事实基础的议论褒贬无法考察清楚历史事实的真相。王鸣盛认为史学的重要性就在于维护历史的客观性：“凡所贵乎史者，但欲使善恶事迹炳著于天下后世而已，他奚恤焉！”[9]（《昭哀二纪独详》）只要把历史上的善恶事迹记载和考证清楚，后人自然可以明辨是非，从历史中借鉴前人的成败得失。他极不赞成对历史任意褒贬的做法，主张“作史者宜直叙其事，不必弄文法寓与夺；读史者宜详考其实，不必凭意见发议论”[9]（《唐史论断》）。王鸣盛抨击治史空疏学风给学术和社会造成的危害，阐明了史学求真的历史认识价值。钱大昕批评那些以褒贬历史为己任的史家，而强调：“良史之职，主于善恶必书，但使纪事悉从其实，则万世之下，是非自不能掩，奚庸别为褒贬之词！”[8]（《潜研堂文集》）指出史家只要搞清历史事实，善恶直书，后世自会有公论，无须另外画蛇添足，主观褒贬。赵翼不赞成把历史褒贬作为治史的重点，大力扭转驰骋议论的论史学风。他说：“记事详赡，使后世有所考，究属史裁之正，固不必以文笔驰骋见长也。”[11]（《元史列传详记月日》）因为议论褒贬如果不切合实际，或者是没有事实作基础，一切议论褒贬都没有意义，不仅无益于史学，而且有害于社会。史家只有客观全面地记载下历史的真实情况，才能给后人认识历史提供借鉴，史学才能表现出自身的价值。这种慎重对待历史评价的态度，无疑是从前人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非常值得重视。
    第二，清代史家不赞成人为地确立各类标准褒贬历史。王鸣盛指出，史家纪事书法前后应当一致，凡例越多越容易造成名不副实。他说：“大凡一时官制，宜据实详书之，使后世可考。《宋》、《齐》、《梁》、《陈》皆依《晋书》书法，不料李延寿出一人私见，创为两种书法，失实而不明妥，皆非是。”[9]（《都督刺史》）对李延寿《南史》纪事书法歧互而褒贬失当提出了批评。钱大昕也指出：“史家之病，在乎多立名目。名目既多，则去取出入必有不得其平者。”[8]（《潜研堂文集》）史家确立的主观分类标准越多，在划定事实归属上越容易出现紊乱，进退无据，导致历史评价的失实。这种条分类别记载和褒贬历史的做法，必然给后世考史者带来无穷的麻烦，“即以其例求之，则与夺之际殊未得其平，而适以启后人之争端”[8]（《潜研堂文集》）。这样就会给后人留下臆度纷争的余地，把史学变为揣测书法义例的渊薮：“书法偶有不齐，后人复以己意揣之，而读史之家几同于刑部之决狱矣。”[8]（《廿二史考异》）史学到了这种地步，人们也就不去关心历史事实的真实与否，历史评价必然会失去学术价值。邵晋涵指出擅自立目褒贬史实的危害，认为范晔《后汉书》创立《独行》、《党锢》、《逸民》三传，实为后世史家多分门类的滥觞：“夫史以纪实，综其人之颠末，是非得失，灼然自见，多立名目奚为乎！名目既分，则士有经纬万端，不名一节者，断难以二字之品题，举其全体；而其人之有隐慝与丛恶者，二字之贬，转不足以蔽其辜。宋人论史者，不量其事之虚实，而轻言褒贬；又不顾其传文之美刺，而争此一二字之名目为升降，展转相遁，出入无凭，执简互争，腐毫莫断，胥范氏阶之厉也。”[17]（《南江文抄》）指出设类例褒贬，不如直书其事褒贬更有价值。他批评《新唐书》说：“使[欧阳]修、[宋]祁修史时，能溯累代史官相传之法，讨论其是非，抉择其轻重，载事务实，而不轻褒贬，立言扶质，而不尚挦扯，何至为后世讥议，谓史法之败坏自《新书》始哉！”[17]（《南江文抄》）史家把主观立类标准强加于历史事实之上，并据此对历史作出议论褒贬，不可能做到完全客观公正。由此可见，乾嘉时期的史家在注重历史记载的真实，反对空言褒贬的立场上具有共识，表现出尊重历史事实与客观公允评价的有机结合，其实质就是强调道德评价与事实评价相互统一，以便最大限度地认识真实的历史。
    第三，清代史家对宋元明义理化史学空谈义理的历史评价学风给予尖锐批评，提出义理观念必须结合客观时势的历史评价原则。乾隆年间的四库馆臣强调客观时势在历史评价中的重要性，反对空洞抽象的史论。他们指出义理化史学的治史宗旨背离了儒家学说经世的精神：“圣贤之学，主于明体以达用，凡不可见诸实事者，皆属卮言。儒生著书，务为高论，阴阳太极，累牍连篇，斯已不切人事矣。至于论九河则欲修禹迹，考六典则欲复周官，封建、井田，动称三代，而不揆时势之不可行。”[16]（《凡例》）阐明了历史评价只有依据历史事实，结合客观时势，才能够做到既不苛求前人，又符合历史实际。四库馆臣特别指出历史评价对于认识历史的重要性：“千古之是非，系于史氏之褒贬。”[16]（《御制评鉴阐要提要》）但是如果没有事实作依据，褒贬就无的放矢。因为尽管“论史主于示褒贬，然不得其事迹之本末，则褒贬何据而定？”[16]（《凡例》）事实才是褒贬的对象，倘若事实不明，则无从褒贬：“苟不知其事迹，虽以圣人读《春秋》，不知所以褒贬。”[16]（《史部总叙》）这是从历史认识方法论的角度阐明了事实与褒贬之间的辩证关系，总结出据事直书与公允褒贬相互统一的原则。崔述主张通过考察客观时势评价历史，不应存在先入为主之见。他认为：“夫论古之道，当先平其心，而后论其世，然后古人之情可得。若执先入之见，不复问其时势，而但揣度之，以为必当然，是莫须有之狱也，乌足为定论乎！”[12]（《丰镐考信录》）突出了历史认识中义理思想结合客观时势评价原则的重要性，理论认识非常明确。钱大昕批评“后儒好为大言，不揆时势，辄谓井田、封建可行于后代”[8]（《十驾斋养新录》）的迂腐之论，强调考察客观时势的必要性。他在宋金议和问题上通过考证南宋张浚北伐，兵败符离；韩侂胄北伐，函首金人；联蒙灭金之役，反为垂亡之金朝所败的历史事实，得出不同于传统看法的见解：“宋与金仇也，义不当和。而绍兴君臣主和议甚力，为后世诟病。……其国势积弱可知矣，然则从前之主和，以时势论之，未为失算也。……盖由道学诸儒耻言和议，理、度两朝尊崇其学，庙堂所习闻者，迂阔之谈，而不知理势之不可同日语也。”[8]（《十驾斋养新录》）赵翼对结合客观时势评价历史认识更加深刻，指出宋儒以义理思想为标准评价宋金关系，是因为他们置身政治局势以外，不考虑双方国力对比悬殊，极力反对宋与金议和，空发议论。胡铨上书倡灭金复仇之说：“天下之谈义理者，遂群相附和，万口一词，牢不可破矣。然试令铨身任国事，能必成恢复之功乎？不能也。即专任韩、岳诸人，能必成恢复之功乎？亦未必能也。故知身在局外者，易为空言；身在局中者，难措实事。……而耳食者，徒以和议为辱，妄肆诋諆，真所谓知义理而不知时势，听其言则是，而究其实则不可行者也。”[11]（《和议》）他还比较了南宋与金、明与后金的关系，指出宋、明朝廷未尝不愿议和，皆因书生纸上谈兵，议论纷纭，导致不敢主和，以致亡国。赵翼最后总结说：“书生徒讲文理，不揣时势，未有不误人家国者。”[11]（《明末书生误国》）指出了仅仅注重义理原则而不考察客观历史的危害。赵翼强调历史评价必须结合客观时势，例如宋代徽、钦二帝被金人掠去，中原沦为金朝版图，从儒家义理观念来看，当然应该出兵收复失地，迎还二帝。然而刚刚立足江南的赵构政权根本无力实现这个目标，只有偏安江南，这是客观时势造成的。所以“义理之说，与时势之论，往往不能相符，则有不可全执义理者。盖义理必参之以时势，乃为真义理也”[11]（《和议》）。事实证明，南宋国势积弱不振，无力收复失地。然而宋儒不能正视现实，一味从义理观念出发，反对议和。元代史家修《宋史》仅仅从崇尚理学的角度立论，推波助澜，过分贬抑使金通和之人，极力丑诋王伦，甚至把赵良嗣等人列入《奸臣传》，造成历史评价不实。清代史家赵翼则认为：“王伦使金，间关百死，遂成和议。世徒以胡铨疏斥其狎邪小人，市井无赖；张焘疏斥其虚诞；许忻疏斥其卖国，遂众口一词，以为非善类。甚至史传亦有家贫无行，数犯法幸免之语。不知此特出于一时儒生不主和议者之诋諆，而论世者则当谅其心，记其功，而悯其节也。”[11]（《王伦》）同样，北宋“銮舆北狩，神州陆沉，此则王黼辈之贪功喜事，谋国不臧，于[赵]良嗣无与也。乃事后追论祸始，坐以重辟，已不免失刑；修史者又入之《奸臣传》中，与蔡京等同列，殊非平情之论也”[11]（《赵良嗣不应入奸臣传》）。对王伦、赵良嗣二人做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这说明历史评价中道德评价原则和事实评价原则往往会发生矛盾，怎样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历史学应当研究的重要问题。当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宋代理学家强调义理原则，纷纷指责南宋朝廷议和苟安；而乾嘉史家则强调客观时势，不片面夸大道德评价的作用。这固然是他们各自所处时代决定的，但从历史发展来看，后者无疑比前者对历史的认识更加客观。清代史家比宋元明时期史家的进步之处，就在于反对完全以义理思想为历史评价标准，批评离开具体事物而空谈义理标准，明确提出要结合客观时势来评价历史，理性意识更加突出。他们以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时势为标准，以此衡量义理评价是否恰当，这种认识是正确的。这样可以准确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脉络，揭明历史发展的真相。尽管他们的历史观念中还残存着浓厚的义理思想，但他们与宋元明史家相比，更突出了以客观时势作为历史评价的标准。从他们的历史认识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史学发展演变的轨迹及其理论总结与嬗变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