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考证学派史家批评宋明理学徒执义理原则以求明道的方法，强调以文字训诂和重人事而明道，揭橥了由训诂文字而阐发义理思想，由阐发义理思想而揭示事物发展之道的方法。钱大昕说：“夫性命之学有出于义理之外者乎？天下之理一而已，自天言之谓之命，自人言之谓之性，而性即理也。穷理斯可以观物，区物理与义理而二之，而谓物理之学转高出于义理之上，有是理乎？……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故曰：道不远人。凡离乎人而言物，离乎理而言性命者，非吾所谓道也。”[8]（《潜研堂文集》）他的意思是说：道合于物，而义理之学见；道合于人，而性命之说出。二者相即，而不可相离，舍事物而求义理之说，舍人事而求性命之说，就流于空谈性命与义理之弊，“道”也就变得空洞无物。他主张以文字训诂明道：“夫《六经》皆以明道，未有不通训诂而能知道者。”[8]（《潜研堂文集》）因为不通训诂，就不明《六经》之旨，不懂儒学之道。他认为正确的方法是“由文字、声音、训诂，而得义理之真”[8]（《潜研堂文集》）。他论音韵训诂与义理之道的关系说：“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8]（《潜研堂文集》）强调把义理思想和历史事实结合起来，揭明历史发展之道，找到社会历史进程的法则。王鸣盛主张研治经史的目的首先在于搞清事实真相，然后才能找到寓于事物之中的“道”。他说：“读史之法，与读经小异而大同。何以言之？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读史者不必以议论求法戒，而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不必以褒贬为予夺，而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亦犹是也。”[9]（《序》）治史需要作具体细致的考证，才能得到正确的历史认识。他通过对《春秋》的考察，得出新认识：“《春秋》书法，去圣久远，难以揣测。学者但当缺疑，不必强解，惟考其事实可耳。况乃欲拟其笔削，不已僭乎！究之是非千载炳著，原无须书生笔底予夺。若因弄笔，反令事实不明，岂不两失之。”[9]（《李昭德来俊臣书法》）在今天看来，王呜盛的担心绝不是杞人忧天，因为史家对历史的研究如果不用征实考信的方法，仅仅注重书法褒贬而不注重考证历史事实，不但无法探究历史演变的法则，反而会把历史事实搞乱，使后人无法看到历史的真相。王鸣盛特别强调史学考据征实的价值，主要意图在于说明史家治史应当根据确实，着重记载于后世有益的史实。他针对《新唐书·兵志》关于“若乃将卒营阵，车旗器械，征防守卫，凡兵之事，不可以悉记。记其废置得失，终始治乱兴灭之迹，以为后世戒云”的记载，评论说：“愚谓征防守卫，事之大者，后世所欲考而知者，正在乎此。乃谓其不可悉记而略去之，何也？既略去制度不详，而记废置治乱何益！”[9]（《总论新书兵志》）历史上的治乱兴衰，正是通过特定社会的典章制度和历史事迹表现出来的，离开这些内容而泛论治乱兴衰，后人将不知何谓，无法借鉴历史上的成败得失，不能发挥垂鉴后世的作用。戴震认识到：“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23]（《戴东原集》）批评了宋元明义理化史学对历史抽象考察的不实学风，指出这样做只能导致掩盖历史真相，看不到历史发展的趋势。他特别指出了这种治学方法的危害：“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则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惟空凭胸臆之卒无当于贤人、圣人之理义，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也，然后求之故训。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23]（《戴东原集》）他的可贵之处在于指出训诂可以发明古人的义理思想，而通过领会古人的义理思想可以达到对事物真理的认识。这就把训诂明道的意义揭示得更加清楚，其研究历史的方法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纪昀在治学过程中认识到舍“器”言“道”的危害，认为只有从人事之中寻求义理思想，才能达到对历史的正确认识。他说：“《易》之作也，本推天道以明人事。……故其书至繁至赜，至精至深，而一一皆切于事。既切于事，即一一皆可推以理。”[24]（《黎君易注序》）说明义理思想只能从社会的人事之中表现出来，否则就看不清历史演变之道。他还指出：“周公手定周礼，圣人非不讲事功；孔子问礼问官，圣人非不讲考证。不通天下之事势而坐谈性命，不究前代之成败而臆断是非，恐于道亦未有合。”[24]（《嘉庆丙辰会试策问五道》）强调了“道”与“器”相互结合对于考察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性。纪昀关于研究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社会中的人事以明道的方法，比主张训诂文字而明道的认识更能够揭明历史演变之道，达到对历史进程的正确认识，具有比较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四
    中国传统史学从宋代义理化史学发展到清代实证性史学，对宋元明史学空疏的治史学风作了一次彻底的清算，树立起客观研究历史的实证学风，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一，端正了对史学固有性质的认识，提高了史学的地位。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从汉唐的章句训诂之学发展到宋元明的义理之学，标志着学术研究从具体问题的研究上升到理论层次的研究，是学术发展的进步。但是，义理之学必须以实证之学为基础，否则会流于空泛不实。宋元明时期的史家受理学思想的影响，以儒家义理思想为治史原则，把经史关系解释为主从关系，宣称治史的目的在于阐扬儒家义理之道，史学的作用只不过是用事实为经学作注脚，史学的性质被扭曲。清代史家提倡“六经皆史”，主张经史地位平等。章学诚指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2]（《易教上》）他认为《六经》记录的是古人政教典章，是当时制法行政的历史记录，并没有垂后世以作则的微言大义。《六经》不是载道之书，更不是“道”本身，而只不过是历史记载。由典章制度可以明道，而《六经》又是先王的政教典章，属于史书，所以由史可以明道。钱大昕对经史之学有很深的造诣，因而对经史关系也有深刻认识。他说：“经与史岂有二学哉？昔宣尼赞修《六经》，而《尚书》、《春秋》实为史家之权舆。汉世刘向父子校理秘文为《六略》，而《世本》、《楚汉春秋》、《太史公书》、《汉著纪》列于《春秋》家；《高祖传》、《孝文传》列于儒家，初无经史之别。厥后兰台、东观作者益繁，李充、荀勖等创立四部，而经史始分，然不闻陋史而荣经也。”[11]（《序》）他考察了历史上的经史关系，认为经史之学不分轩轾，肯定了史学的重要作用。钱大昕抨击前人治经而不重史，导致学术无益于实用，这种认识在乾嘉经学独尊的时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崔述以理性目光审视上古历史，更明确地认识到：“三代以上，经史不分，经即其史，史即今所谓经者也。后世学者不知圣人之道体用同源，穷达一致，由是经史始分。其叙唐虞三代事者，务广为记载，博采旁搜，而不折中于圣人之经；其穷经者，则竭才于章句之末务，殚精于心性之空谈，而不复考古帝王之行事。”[12]（《考信录提要》）他认识到后人治学经史分途的危害，治经则空谈性理而不重征实，治史则鹜趋博古而不知体要，导致学术空疏而不能实用，贻患后世。洪亮吉也强调重视史学：“古今之大文曰经曰史，经道乎理之常，史则极乎事之变，史学固与经学并重也。”[25]（《序》）认为学者只有经史并重，相互参会，治学才能明体用而达变通，促进学术健康发展。清代史家把史学摆正到与经学同等重要的位置，史学进一步摆脱了依附于经学的地位，真正达到了可以与经学并驾齐驱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