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开始扭转义理化史学思潮。到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史家治史把考证历代典章制度和历史事件悬为鹄的，大力提倡考据，出现了历史考证学。历史考证学派史家强调记载历史事实不应受史家主观因素干扰，更加重视考察历史记载的真实性。清代史家根据这种认识对中国古代的历史著述重新审视，作了全面考证，着重阐明史学贵在征实，而不在褒贬，形成了以求实考信为宗旨的实证性史学思潮。王鸣盛认为，史学的本质在于尊重历史的真实，史家记载历史应当直书其事，不能把史学作为褒贬世道的工具和目的。他说：“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事纬，部居州次，记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之天下之公论焉可矣。书生胸臆，每患迂愚，即使考之已详，而议论褒贬犹恐未当，况其考之未确者哉！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焉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邪！”[9]（《序》）在今天看来，王鸣盛把历史评价中的“议论褒贬”一概斥为“虚文”，未免矫枉过正。值得肯定的是，在他的史学观念中，考证史书所记载的典章制度、历史事实是否真实是作为治史原则提出的，这种理论认识的宗旨就在于探求历史真相，只有真实地记载历史事实，后人才可以从中明辨是非，起到褒善贬恶的作用。钱大昕认为，据事直书是中国史学的正宗。他指出：“《春秋》褒善贬恶之书也。其褒贬奈何？直书其事，使人之善恶无所隐而已。……纪其实于《春秋》，俾其恶不没于后世，是之谓褒贬之正也。”[8]（《潜研堂文集》）后人离事而空谈褒贬，显然背离了历史研究的宗旨。钱大昕主张：“史家纪事，惟在不虚美、不隐恶，据事直书，是非自见。若各出新意，掉弄一两字以为褒贬，是治丝而棼之也。”[8]（《十驾斋养新录》）阐明了史学的本质在于求得历史的真相，而不在于书法褒贬。赵翼认为：“盖作史之难，不难于叙述，而难于考订事实，审核传闻。”[10]（《梁陈二书》）他在考史实践中，能够坚持求真求实态度，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针对宋元明史学中出现的以稗官野史妄訾正史的不良学风，赵翼强调树立严谨的考证学风。他申明自己的治史宗旨是：“间有稗乘脞说，与正史岐互者，又不敢遽诧为得间之奇。盖一代修史时，此等记载无不搜入史局；其所弃而不取者，必有难以征信之处。今或反据以驳正史之讹，不免贻讥有识。”[11]（《小引》）他反对以野史驳正史，在考史的实践中自觉坚持客观公正的治史原则，对于树立实证治史学风起了重要作用。
    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提倡求实考信、据事直书，目的是要以考证和记载历代典制与事迹之实为己任，为后人提供真实可靠的信史。这表明乾嘉时期的史家对史学性质的认识更加明确，承认人类历史过程的客观存在而不能由史家主观褒贬构建。这种史学观念的产生，是中国古代史家理性意识不断增强的结果。这就为传统史学向近代新史学的转变提供了条件。
    二
    无论任何时代的史学，事实和褒贬都是历史编纂学的两项最根本要素，记载事实和评价历史是任何史学著作都不可或缺的内容。记载事实是为求得历史的真相，正确认识历史；而评价历史则是对史实作出价值判断，给世人提供经验教训。前者反映出史学的求真特征，而后者则反映出史学的致用特征，表现为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对立和统一。在宋代以前，历代史家虽然在修史实践中对二者内容各有侧重，但在价值观念上却没有轩轾之分。据事直书和议论褒贬两种修史义例，历来并行而不悖。实际上，事实和褒贬作为历史记载的要素，根本不可能泾渭分明地截然分离开来。即使再标榜客观公正记载历史的史家，修史时也不可能丝毫不融进自己的主观意识和价值观念，作到纯粹客观。而史家对历史所作的议论褒贬，也是基于对客观历史的评价，倘若完全脱离历史事实而主观褒贬，那就不成其为历史评价。
    随着宋元明义理化史学思潮的形成，驰骋议论之风大盛，不少史家逐渐脱离历史事实而主观褒贬，出现“文人学士多好议论古人得失，而不考其事之虚实”[12]（《考信录提要》）的不良风气。义理化史学一派史家以儒家义理思想为历史评价标准，不顾客观历史发展的时代，也不考察历史人物所处的具体社会环境，一味作出道德评价。宋代史家撰史，大多标榜要效法《春秋》“笔削”之义，以褒贬历史为己任。“宋人略通文义，便想著作传世；一涉史事，便欲法圣人笔削。此一时习气，有名公大儒为之渠帅，而此风益盛。”[9]（《唐史论断》）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冯道传》，记载周世宗攻打北汉时，“其击旻也，鄙道不以从行，以为太祖山陵使”。欧阳修从儒家义理观念出发，认为冯道历事四代有亏臣节，詈之为“无耻之尤”！于是《冯道传》中便有周世宗厌恶冯道谏阻攻打北汉而任命他为山陵使的记载。然而历史事实终究不能掩盖，冯道作为后周首相，按照朝廷礼仪制度应当出任周太祖山陵使，不关周世宗好恶之事。又考《新五代史·世宗本纪》，冯道任山陵使在周世宗显德元年二月丁卯，而世宗亲征北汉乃在三月乙酉，所以不存在因冯道进谏被任命为山陵使的问题。欧阳修从义理思想出发，对历史人物仅作道德评判，而不顾及客观历史存在，导致历史记载舛误。苏轼评价战国时期燕将乐毅伐齐之事，不同意前人所谓燕惠王临阵易将，以致功败垂成的结论。他指出名将乐毅欲以仁义感化齐人，在莒和即墨城下屯兵数年不攻，“以百万之师，攻两城之残寇，而数岁不决，师老于外，此必有乘其虚者矣”。即使燕昭王不死，庸将骑劫不代替乐毅统兵，“以百万之师，相持而不决，此固所以使齐人得徐而为之谋也”[13]（《乐毅论》），同样难逃失败的结局。至明代方孝孺，又不同意苏轼关于乐毅欲以王道服齐致败的结论，认为乐毅乃因贪利失去民心而失败。他说：“彼乐毅之师，岂出于救民行义乎哉？特报仇图利之举耳。下齐之国都，不能施仁敷惠，以慰齐父子兄弟之心，而迁其重器宝货于燕。齐之民固已怨毅入骨髓矣！幸而破七十余城，畏其兵威力强而服之耳，非心愿为燕之臣也。及兵威既振，所不下者莒与即墨。毅之心以为在吾腹中，可一指顾而取之矣。其心已肆，其气已怠，士卒之锐已挫，而二城之怨方坚，齐民之心方奋。用坚奋之人御怠肆已挫之仇，毅虽百万之师，固不能拔二城矣。非可拔而姑存之俟其自服也，亦非爱其民而不以兵屠之也。诚使毅有爱民之心，据千里之地而行仁政，秦楚可朝，四夷可服，况蕞尔之二城哉！汤武以一国征诸国，则人靡有不服；毅以二国征二小邑，且犹叛之，谓毅为行王道可乎？汤武以义，而毅以利，成败之效所以异也。”[14]（《乐毅》）乍听起来，似乎都有道理，然而他们的共同错误在于立论没有事实依据。考《史记·乐毅传》可知，历史的真相是乐毅连续苦战数年攻下齐国七十余座城池，尚未来得及攻下莒和即墨两城，就被燕惠王临阵易将，齐将田单乘机反攻，燕国大败。苏轼把乐毅连续数年征战攻下七十余城说成破七十余城后相持数年而不决，方孝孺则把乐毅连续数年征战攻下七十余城说成破七十余城后将骄师惰而不克，显然违背历史事实，因而所做出的评论也就不符合客观实际，不但没有学术价值，反而湮没了历史真相。台湾史家杜维运认为这类议论褒贬的性质根本不属于历史评价：“史论是否属于历史解释，是一极富争论性之问题。正史上之论赞，往往能高瞻远瞩，以剖析历史；苏轼、吕祖谦等则又效纵横家言，任意雌黄史迹”；“此实为纵横捭阖之论，全无历史意味。凡苏氏之史论，皆此之类，虽文字铿锵有声，史实屡被称引，而文字流于虚浮，史实全无地位，以此类史论，视之为历史解释，自极不可。”[15]（p16-18）这话很有道理。因为如果离开历史事实而主观臆度发表评论，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尽情发挥，纵横驰骋，没有客观评价标准，当然不属于历史评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钱曾《读书敏求记》说：“宋以来论史家汗牛充栋，率多庞杂可议，以其不讨论之过也。”[16]（《十七史纂古今通要提要》）这话击中了义理化史学驰骋议论而不检讨论据的致命要害。宋元明时期的史家受理学思想的影响，治史不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或故为高论，势所难行；或主观臆度，褒贬失当。宋代胡寅撰《读史管见》，“其论人也，人人责以孔、颜、思、孟；其论事也，事事绳以虞、夏、商、周。名为存天理，遏人欲，崇王道，贱霸功，而不近人情，不揆时势，卒至于滞碍难行。”[16]（《读史管见提要》）元代杨维桢撰《史义拾遗》，“杂举史事，自为论断，上自夏商，下迄宋代。中有作补辞者，如《子思荐苟变书》、《齐威王宝言》是也；有作拟辞者，如《孙膑祭庞涓文》、《梁惠王送卫鞅还秦文》是也；有作设辞者，如《毛遂上平原君书》、《唐太宗责长孙无忌》是也。大都借题游戏，无关事实。”[16]（《史义拾遗提要》）明代胡粹中撰《元史续编》，“其中书法，如文宗之初，知存泰定太子天顺年号，而于明宗元年转削而不记，仍书文宗所改之天历二年，进退未免无据。又英宗南坡之变，书及其丞相云云。盖欲仿《春秋》之文，而忘其当为内辞，亦刘知几所谓貌同心异者。其他议论，虽尺尺寸寸，学步宋儒，未免优孟衣冠，过于刻画。”[16]（《元史续编提要》）这种论史风气对史学的危害相当严重，不但给历史评价带来极大混乱，而且导致了史学的空疏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