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治史学风，保证了史学的正确发展方向。中国传统史学如果按照义理化史学道路发展，必然会偏离据事直书的“实录”原则，最终导致政治化和玄学化，丧失自身独立的品格。清代史家在批评前人治史虚妄不实的同时，以求真求实的史学意识发覆纠谬，征实考信，开创出“实事求是”的治史学风。钱大昕强调学者治史应该尊重古人本来面目，不能脱离事实而轻易訾毁前人。他反对治史“驰骋笔墨，夸耀凡庸”和“辄以褒贬自任，强作聪明，妄生疻痏，不卟年代，不揆时势”的做法，强调“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8]（《廿二史考异》）。汪中声称：“为考古之学，惟实事求是，不尚墨守。”[26]（《与巡抚毕侍郎书》）公开阐明“实事求是”的史学宗旨，明确主张治史不应存在门户之见，墨守陈说。王呜盛对轻易褒贬历代制度和历史人物的做法极其反感，批评这类史家论史“动辄妄为大言，高自位置，蔑弃前人，而胸驰臆断。其实但可欺庸人耳，自有识者观之，曾不足以当一笑。后之学者，尚其戒之”[9]（《马融从昭受汉书》）。谆谆告诫后学引以为戒，避免误入歧途。崔述考证上古历史真相，意欲剥去后人附会的伪史，还古人真实面目。他说：“今为《考信录》，不敢以载于战国、秦、汉之书者悉信以为实事，不敢以东汉、魏、晋诸儒之所注释者悉信以为实言，务皆纠其本末，辨其同异，分别其事之虚实而去取之，虽不为古人之书讳其误，亦不至为古人之书增其误也。”[12]（《考信录提要》）只有对上古历史不讳不增，才可以真正达到护惜古人的目的；而要对古人之史求实考信，就必须具有“实事求是”的治史精神。他指出：“古之国史既无存于世者，但据传记之文而遂以为固然，古人之受诬者尚可胜道哉！故余为《考信录》，于汉、晋诸儒之说，必为考其原本，辨其是非。非敢诋諆先儒，正欲平心以求其一是也。”[12]（《考信录提要》）这种既不盲目信奉前人成说，又不故意贬抑晚出见解的治史态度，正是乾嘉史家治史求实考信的理性精神。这表明“实事求是”观念已经深深植根于清代史家的头脑里，影响着他们的治史活动。在这种理性精神的驱使下，清代史家本着求实考信和护惜古人的态度考证历史，一扫宋元明义理化史学空疏不实学风，强调史学自身的客观性与真实性，提倡客观实证精神，确立了无征不信的治史原则，从而奠定了历史学向科学方向发展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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