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到了近代，随着资本主义在欧洲的扎根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来临，才产生了对称的阶级。在曼看来，阶级实质上源自于社会权力的发展，“纯粹”的阶级是不存在的，其原因就是上述三个，到近代，还要加上第四个：民族国家也会削弱阶级，使之成为民族单元（segments）。曼反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其一，他反对马克思理想化地很早就将对称的阶级树立起来，曼认为这纯粹是马克思的一厢情愿；其二，曼反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对称的阶级本来来得就晚，那么在此之前又何来阶级斗争呢？而且，在曼看来，即使有了对称阶级，其对抗也常常伴随着妥协。
    对于民族的出现，作者划分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意识形态权力起支配作用，教会传播更广义的社会认同，并通过大众跨层读写的传播扩散，这是曼所指的初始民族阶段。第二阶段，商业资本主义和近代国家的混合传播形成更普遍的民族认同。第三阶段，即军事阶段，军事权力关系将更广义的认同和民族国家一起推进，地缘政治并将阶级政治化。第四阶段，这已是1792年之后，即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国家此时已履行主要的民政功能。在该阶段，民族既非全部的团体社会成员，也非无竞争关系的团体，曼认为，此时跨阶级的民族包含公民权力概念，关注“代表制度”和民族事务，关注国家和民族是否需要中央集权化，同时变得更富挑衅性。这种挑衅的冲动来自国家与家庭更紧密的结合和近代国家的持续军事化。在这一军事化的进程中，曼又区分出不同的三类民族类型，第一类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国家加强型；第二类是以德国为典型的国家创造型，即在民族的勃兴过程中，国家也应运而生（指德意志帝国）；第三类是以奥地利为代表的国家颠覆型，也可以诠释为奥匈帝国在民族主义的冲击下分裂。
    曼认为，民族并非阶级的对立物，相反他们会携手出现，两者都是近代的宗教、商业资本主义和近代国家兴起的产物，这三者恰好对应作者的意识形态权力、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关系，而它们又与决定性军事主义（对应军事权力）交织，最终是在第一阶段中（1792年前），军事权力和经济权力关系在阶级和民族的产生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曼认为，阶级关系先是被商业资本主义，后被工业资本主义所左右，资本主义和军事主义国家开始围绕民族、阶级来塑造意识形态。而作为民族或阶级，要斗争就必然需要理论的支持，这套理论就是意识形态，由于它是资本主义的，因而也就限制了它们的斗争。阶级认同则更多起因于国家的经济危机，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认同仍是不纯粹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曼认为没有马克思所称的无产者的联盟。
    作者还重点阐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的阶级斗争状况，因为阶级斗争也正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个背景下兴起的。正像马克思预言的，阶级队伍继续发展壮大，变得更富政治性、更具广泛性，阶级斗争也开始勃兴起来。曼详细分析了阶级斗争在不同国家拥有不同的形式和结局。在英国，阶级斗争通过政治整合被“解决”，这样，既避免了资本主义政权的镇压，也避免了社会主义。在美国，政治整合和社会主义始终没有市场。但曼承认，美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俄国，情况更复杂一些，当第二次工业革命来到帝俄的时候，它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尚在婴儿阶段。在代表制度方面，帝俄的落后自不待言。是国家精英，而非资本家回应了工会、罢工和社会主义团体。1905年的运动则表明精英们的失败，到1917年，工人的共识达成：目标趋向一个国家，因为它能带来高度集中以使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所变化。在法国，阶级斗争表现为竞争性的政治整合和社会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向半权力主义靠拢，到1914年，德国成为欧洲最大的工业国，有最大的社会党。
    五民族—国家的产生、斗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
    曼是从四个方面来阐述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的，一是从量上，即面积、功能范畴上；二是从军事权力的独立性上，军队此时的主要功能仍是战争和镇压；三是从官僚化上，曼独特地认为，官僚正是通过军队进入国家的；四是从民政范畴（civilianscope）的扩大上。曼沿袭了韦伯的近代国家理论，所不同的是将民族国家与权力挂上钩。曼认为，纵观18世纪，国家的范畴仍是传统、狭窄和军事性的，国家只是收收税、征征兵，尽管它此时已痛苦地深入到社会生活中，并使之政治化。从19世纪开始，国家开始了第二阶段发展，从范畴而非面积上拓展，民政范畴显著扩大，国家更富于代表性和更官僚化。同时，精英和政党寻求与业已扩大的职能相协调，由此，市民社会被禁闭，受限于边疆、领土疆域和国家主权，并被驯化进入民族国家。
    19世纪，国家趋向于三种整合：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的以及军事的，分别对应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在国内，国家显得能和睦相处，其政党和精英在政府的目标上达成广泛的共识，但这种共识是未经检验、未经考虑的，因而也是随意的。曼接受了吉登斯“民族—国家就是社会”的观点，所不同的是，他将民族—国家所指代的社会看成上述的不同的、五花八门的权力网络。只是到后来，国家趋向官僚地组织起这种五花八门，但却并未系统地面对、评估这一多图景的整合。曼认为，人类生存的危险也即在于此，因为这些国家正动员着令人恐怖的集体性权力，一战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曼将这种规则的、不规则的权力网络和五花八门的、有时又是多图景的整合称为“模式化的混乱”，并将它作为一战和本书第二卷的总结。
    曼认为，传统上对于一战解释过于关注直接原因，如地缘政治说等。在作者看来，一战的爆发归因于无意的、五个权力网络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五个权力分别是：阶级、政治家、军事、民族主义团体和党派、以及特殊的压力集团。在不同的政权中，这五个权力有不同的交织方式，增加了误估的可能和未曾预期结果的出现，到1914年，它们“非辩证的”交织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政党民主方面，例行性的外交决定在此更趋个人化，因为此时阶级和政党已被民族和地方—区域化组织所禁闭，使外交决定居于半隔离的旧政权和现代议会制内阁之间，并容易在危机时产生突变；在国家方面，趋向更富挑衅性、领土型的外交。社会生活被驯化，产生强烈的、归依于民族的感情，从而更富挑衅性的民族主义出现了，并向中等阶级和支配宗教的团体扩散；在政治方面，此时都展现了外交不胜任和反复无常，政治家则反手为云、覆手为雨。仅有一些跨民族机构主张和平外交，一些民族主义者压力集团则主张挑衅性的地缘政治政策。具体地说，作者将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挑衅视为一战爆发的直接原因，当然，作者也不否认许许多多的偶然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