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独特的权力网络理论来自他对社会权力所作的分解。首先，曼认为，作为有组织的社会权力分为集体性权力和个体性权力两大类。前者指某一集体相对第二方或自然界的权力，而个体性权力则指一方（如A）对另一方（如B）的权力。接着，从功能上，曼又将社会权力区分为广泛性权力、深入性权力、威权性权力和漫散性权力四种。广泛性（extensive）权力涉及把分布在辽阔领土上的人民组织起来从事最低限度稳定合作的能力，简言之就是“动员”；深入性（intensive）权力涉及紧密组织和指挥，即高水平地动员或使参加者承担义务的能力；威权性（authoritative）权力则是由集团或制度以意志力造成的，由明确的命令和有意识的服从组织而成；最后，漫散性（diffused）权力指一种以更加本能、无意识、分散的方式分布于整个人口之中，并导致体现的权力关系，但它却从未明确控制社会实践，它不是命令或服从，而是一种理解。
    一旦将权力本身进行分解，曼便进一步将目光投向权力的来源，他认为权力有四个来源，即对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的支配，并将它们简称为IEMP总体模型。当然，在这一总体模型中，还有与人类所追求目标、组织手段、权力网络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因果关系。曼认为：社会的原动力来自于人类为追求其目标而建立的众多社会网络。这一社会网络也就是曼所称的权力网络，经过他的分解和对权力来源进行归类，他的权力网络便凸显并庞大起来。显然，这样一个庞大的工具用起来很不方便，为了轻装上阵，也为了他理论的说服力，曼在阐述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明时，将上述权力的6种区分和权力来源的4个部分进行排列组合，往往构成很有说服力的宏观解释。曼对文明的起源、罗马帝国的崛起、衰亡、欧洲的动态发展、争夺德意志、现代国家的兴起等问题，用他独特的权力网络分析方法作了精彩的剖析。纵观他的权力网络理论，其点睛之笔在于将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单独的权力来源加以考虑，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与马克思分道扬镳了。在曼看来，人类的本性就在于无休止地，有目的地并且是有理性地为增进对生活中美好事物的享用而斗争，并且为了这样做有能力选择和追求适当手段。同时，曼继承了涂尔干的观点，意识到“垄断规范”乃是通向权力之路。正是在这个意义层面上，曼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有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意识不能独立存在等理论，并放开手脚，以至在欧洲的动态发展等问题上有着十分独到的见解。
    曼将自己的研究称为比较历史，恰恰在世纪之初，马克思·韦伯也称自己为比较历史学家。有理由认为（曼亦自称如此）曼继承了韦伯的诸多理论。在新教对西欧的历史作用上、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上、在官僚主义的定义上等等，无不可以窥见韦伯的影子。有趣的是，曼正是仿效韦伯，制定了一个理想型的方法论来对付社会复杂多变的混杂。在对宗教的阐述上，也同样可见韦伯的影响。因此，曼称：“以韦伯为榜样。”所不同的是，韦伯认为社会的总体变迁没有固定的模式或程式可言，曼则自认为找到了权力网络这把钥匙。也正是在上述意义上，不妨可以说曼在接受马克思若干概念的同时又拒斥马克思的总体理论，在继承韦伯研究方法的同时又改造他的理论。本书的意义，也恰在于此。
    在本书第一卷中，曼考察了自新石器时代，经由古代近东文明、古典地中海时期和中世纪欧洲，直至1760年英国工业革命前夕的农业社会权力史。他对下述问题——其中有些是长期悬而未决的——做出了新的解释：文明的出现；国家和社会分层的出现；城邦国家、军事帝国以及这些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世界性救世宗教；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欧洲的动态发展运动等等。在第二卷中，曼则将注意力集中于民族—国家上，并阐释阶级、民族产生过程中经历的不同阶段；它们之间的交织、共同出现并形成民族—国家的历史。时间上接第一卷，下限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展现的是一幅欧洲工业社会权力史，并关注阶级斗争以批判马克思的相关理论，最后对一战爆发的原因，用他自己的权力理论作了对应分析。在该卷中，对革命、德意志的斗争、现代国家的兴起、阶级斗争及一战爆发进行了新的诠释。他给第二卷取题为“1760至1914年间阶级和民族—国家的崛起”。
    在整体把握和具体架构上，由于迈克尔·曼所称的权力网络的“间隙性”显现的理论，两卷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在第一卷中，突出的是军事和意识形态权力关系史；在第二卷中，前半部分突出的是经济、军事权力关系史，后半部分突出的是经济、政治权力关系史。这就从结构上体现了这四种权力的具体构型的此消彼长、相互结合、相互作用。曼是这样解释他心目中的历史—网络的运动的，“四个权力来源的重要方面……间隙地相互作用，产生强有力的、显现的网络。它集中于四个权力中的一个或多个，并导致了社会生活的重组和一个新的支配性结构。历史过程就是这样在继续”。下面，就择其精华来看曼是如何用这种理论来阐述具体问题的。
    二用权力网络编织而成的人类早期文明史
    对于文明起源问题的探讨是该书的精华所在。
    曼认为，出于本能，人类是天生躲避权力的。这也是为什么文明直到人类诞生很晚以后才萌生。按照曼的计算，迄今为止，文明纪元只是进入了其生活延至今日的0.4%，换句话说，人类在产生后的99.6%的时间里都是没有文明的。也正是由于曼得出的人天生躲避权力的结论，导致他抛弃传统意义上连续的进化理论，转而认为人类在朝文明迈进时曾经历过倒退，也就是说循着进化→停滞→再进化→倒退→又进化→文明的路线，这一进一退恰恰展现了曼的高明之处。曼重复指出，早期人类知道如何躲避权力，当然也就意味着知道如何剥夺暂时赋予个别人的权力。更进一步说，一般的采集——狩猎社会的首要特征是平等主义，那些（因暂时需要）高高在上者并不能染指集体性权力手段。早期人类作为集体，生存的方式是向自然界索取，而私有制、个人权力则体现个体性权力，集体主义和平等主义则体现集体性权力。显然，集体权力先于个体权力。那么，到后来，人们是怎样被迫顺从强制性国家权力的呢？曼提供的答案是交叠的权力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