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曼看来，文明可以看成是灌溉和禁闭的产物，其标志则是书写的产生。同时，曼还指出，远途贸易远远早于国家的巩固和统一。灌溉的作用是一旦依赖它，人们就不能随意地迁徙，这当然还要大自然的配合，赋予能够进行早期冲积农业或灌溉农业的条件。于是，人们陷入了特定的社会和地域关系，被迫强化这些关系而不是逃避它，按照曼的说法：这时人们的逃跑线路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讲已被封闭了，禁闭也就随之而来，所谓地域本身就是禁闭人的。关键性的结果降临了：随着灌溉和地域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准私有财产和国家这两个伴生的禁闭趋向的出现。当不平等带来的使用土地财产权利方面的差别得到正式认可的时候，公元前3000年左右，意味着禁闭的国家便兴起了。曼认为，尽管分层和国家的出现是缓慢而参差不齐的，但国家和私有制发展这两个过程相互联系，并最终互为支持。曼反对马克思有关先有私有制，后有国家的说法。
    作为有关文明、分层和国家起源的一般结论，曼认为，文明是一种反常现象，它涉及国家和社会分层，人类在大部分生存时间中所要避免的就是这两者。因而，在极少数场合文明得以发展的条件，乃是那些使得避免不再成为可能的条件。出现在文明早期的冲积农业，其根本的意义在于它所提供的地域约束和大量经济剩余物。从而加大了社会约束，人口被禁闭于特别的权力关系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明是权力网络的产物，人类有意一直避开它，文明却在缝隙之中钻了出来，从曼的观点来看，这实在是一件“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事。
    三罗马帝国的盛衰和欧洲中世纪、近代早期的动态发展
    曼对罗马帝国和波斯的论述是本卷的另一个华彩乐章。在论述早期欧洲帝国的发展时，曼突出军事权力对于帝国的意义，并强调军事权力属于深入性权力和典型的集中化强制。与此同时，曼还区分了早期两种类型的帝国：支配型帝国和领土型帝国。前者指利用军事权力使被征服地强制性合作，其典型代表是亚述和波斯；而领土型帝国则有固定的边疆，以罗马帝国为典型，它发展了一种强制合作的有组织的权力，曼给它贴上军团经济的标签。
    曼指出，罗马帝国的要害在于它的帝国主义，它是第一个成为领土型而非支配型帝国的国家。其稳固的统治来自其军团统治的制度化，在这方面远远超过了前此以往的任何其他社会。曼认为，罗马的军事主义结合了两个因素：一种共享意义上的“种族共同体”和社会分层，这种融合充满了创造性的张力。与波斯人不同的是，罗马的分层扩大了，贫富日益分化，在帝国有利可图的是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职业军队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且是控制整个共和国（帝国）的主要工具。罗马没有走波斯之路，相反，它把帝国的所有当地精英都融入了统治阶级之中，并实施了古代世界最深入、最广泛的强制性合作，即：军团经济。这也就是说，罗马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权力手段；意识形态上吸取了希腊文化甚至后来的救世性宗教：基督教；军事权力的掌握自不待言，且与广泛的经济榨取连结在一起；政治权力上扩大了分层，并吸取当地精英。
    曼认为，透视罗马的全部兴衰变迁史，它仍然能保持强大的统一性和稳定性的原因有两个，其一关乎帝国的等级制度（政治权力手段），其二关乎横向关系，即上层阶级发展中的意识形态整合（意识形态权力手段）。当然，这种军团经济也有其权力结构上的致命弱点，军队成为形势中的一个独立因素，更糟糕的是：它自己内部的统一也变得有问题了，将军不得不干预政治并在日后成为罗马权力的仲裁者。其次，罗马上层阶级的读写文化也包含一个大的缺陷，即拉丁文化和希腊文化的分离，这种情况最终使帝国一分为二。不但如此，军团经济还是孤立的权力。因而到后来，当日耳曼部落一波接一波地攻袭其边境时，罗马的财政开支日显庞大，而以不变的社会结构来满足这一要求就需要更大的集体性牺牲，皇帝搜刮钱财就不能放过任何地方，直至公元235—284年间其财政军事体系崩溃，从总体上给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影响。总结罗马衰亡的原因，曼在肯定蛮族入侵原因的同时，加上了他总结的内部原因：罗马国家精英、上层阶级及人民之间的三向权力分离。因而，相对于罗马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曼同意“罗马是被刺杀的”这一观点。
    关于理解欧洲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动态发展，曼继承了韦伯的观点，给出了意识形态权力这一钥匙。其基本观点是，意识形态权力在早期欧洲、亚洲广泛体现为各种不同的宗教，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有一种关于个人身份和社会认同的超地区性观念，因而能够在足以进入历史记载的范围内进行广泛的动员，它促使人们具备个人身分和社会认同，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意识形态权力成为历史的“扳道工”之一，欧洲就是在它的扳道下，走上了一条与亚洲迥然不同的道路，具体地说，这个扳道工就是基督教。在作者看来，从5世纪起，基督教的制度机制、机构成为保护文明，抵制社会野蛮倒退的主要堡垒，因此，他不同意“黑暗时代”的提法。因为，从表面上看，在蛮族入侵和迁徙（公元1000年左右）以后，欧洲稳定下来的社会结构是群龙无首的联盟，没有发号施令的中心。实则是一个由一系列小规模的交错互动网络组成的整体，它们之间的关系受到调控，秩序井然而非混乱占据主导地位，其主要的调控机构便是权力网络中最具广泛性的基督教世界。基督教认同给欧洲人提供了共同的人性以及共同的区分架构，提供了一种规范调节手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将亚当·斯密所称的“看不见的手”改为“基督的手”，这无疑又是曼的慧眼独具之处。
    四阶级、民族、阶级斗争
    阶级、民族是曼在第二卷关注的焦点，近代国家是民族—国家，而阶级和民族则是构成近代国家的两大支柱。因而，该书第二卷集中探讨阶级和民族—国家的崛起。
    曼对阶级下的定义是，对提取、改造、分配和消费自然物的社会组织享有不同权力的集团。曼认定，最早出现的是上层阶级。而要成为一个阶级，曼认为除了有共同的经济利益外，还要有共同的阶级意识。显然，在近代之前，除了古希腊出现的那个时代的对称阶级外，其他时代还没有出现过对称阶级，因为共同阶级意识的形成需要权力手段的辅助，而下层人民往往是缺乏它的。一则因为他们的读写状况（包括识字率）。二则因为支配阶级有意识地将他们与环境离断，不让他们具有那种意识。三则因为即便下层人民想整合成一个阶级，也常常有地方主义、分离主义、派系斗争将它们分化，第一和第三个原因是作者在本书中反复强调的观点。如古罗马，奴隶和自由民结合而成一个群体，即“平民（populace）”，然而，在罗马的权力结构中，平民并不是一支活跃的力量，他们甚至都不是一个“广延的阶级”，当然更谈不上是一支政治力量了，其原因即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