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局限与不足
    在历史学家看来，像曼这样的社会学家恐怕是很大气，很有气魄的。因为他们不但总以理论上的标新立异为荣，为必需，且各自从恢宏的社会理论出发，按照主题所需剪裁历史，并将它们嵌进自己的理论板块。同时，相对于历史学家，他们的“时间”跨度往往很长，而在其中，作为历史组成部分的个体却消失了。从这个角度而言，他们的历史是“自上往下看的历史”。曼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的权力史上起远古、下迄当代（他声称其理论框架将涵括21世纪）。只是，在如此长的时间跨度中，一方面，由于理论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出于行文更富解释性的考虑，他们总要按己所需取舍史实。因此，历史社会学家们的时间常常是跳跃式的，常常会在自己中意的史实面前作长时间的停驻，而对那些与自己理论不符或契合不严的大量史实“弃之如敝帚”。时间越靠前，有可能尚不大引起读者的注意，他们的理论也显得很有说服力，但越往近代或现代，由于人们经验的逐渐丰富——于是更挑剔，历史社会学家们便只能对重大史实不作过多的剪裁，即不再回避它们。如此一来，问题也就产生了：往往由于他们理论的独特，很难将这些纷繁复杂的史实装进他们的理论框架内，于是有时，不得已，便只能藏头掖脚地将它们塞进去，以至降低了他们理论的说服力。
    曼的权力史观就面临上述问题：在解释近代史之前的历史时，权力网络显得别具匠心。但到第二卷后半部分，当解释以一战终结为中心的欧洲近代史时，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因此，到最后，曼只能用“模式化的混乱”（patternedmess）来诠释一战的爆发，这就不能不伤害到他的理论。因为在此之前，曼的权力史尚有18世纪以经济和军事权力为重，19世纪以经济和政治权力为重的清晰脉络。虽然这个“混乱”可以理解成由于人们历史经验的丰富，从而使当代人在写现代史时，面临它的驳杂，不得不将历史解释复杂化，用更复杂的理论结构分析来应对它。但假使作者能把权力的四个来源在近代的运作脉络理得更清楚、更有主次些，恐怕就不会造成这种情况，而且阅读效果也就更好了。
    同时，时间的跳跃性在曼这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史实的取舍上，作者多少给人以随意性的感觉。这不但表现在梳爬史实上，而且表现在作者在写作每一个大章节时，或多或少地有意选取对权力史观有用的、有限的二手材料，没有比较它们观点的不同以验证或反证自己的观点。相比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敞开大门诚邀宾客、百家争鸣的气度，曼的权力史观就稍显得有些单薄。
    曼的权力史观将权力一分为四：来自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和意识形态的，这其中，“来自”二字体现了作者的高明之处，因为它关涉到他的独特的权力后勤学，也就是说这四种权力不是孤立的，其背后有支撑它的纵深背景。这些纵深背景也成为曼随意使用它们的缘由之一，多少显出曼的权力史观的随意性。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的历史不外是以时间为轴，围绕经济、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的演进；曼只是将它们演绎、并在源头贴上“权力”的标签，因之，他的权力概念如文前所述广达方方面面，曼的目的就是用这串面面俱到的万能钥匙开启人类历史演进的秘密。但我们不禁要问：这串钥匙是否真如曼所称的那么灵验？同时，用这样一个包容万象的权力史观总揽人类历史是否有整体上的说服力？还有，曼的权力史范畴上涵盖整个人类历史，但究其实，它基本建立在对欧洲史的阐述上，对其他地区则关注甚少，这无疑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曼的权力史观的局限性。当然，纵观全书，作为一种极有价值、极富成果的探索，让人不能不佩服曼作为一个历史社会学家的勇气和智慧。因为，它使得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的对话，不再像布罗代尔说的，是“聋子之间的对话”，并且使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有可能分别从不同的山头主义中解放出来，从而实现了韦伯的追随者奥托·欣泽所表述的如下愿望：“我们想了解的不只是表面的高度和深度，更是整个大陆板块。”[6]（p16）无疑，曼的社会权力说正是这样一个“山巅上的眺望者”。
    【参考文献】
    [1]阿尔温·托夫勒。权力变迁[M].周敦仁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2]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3]刘北成。福柯思想肖像[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4]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胡宗闫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5]丹尼斯·史密斯。历史社会学的兴起[M].周辉荣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6]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M].姚朋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