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抚慰漂来海船体恤死商遗产
    宋朝时，屡有外国海船因风不幸漂至中国境上者。宋廷为表示自己的柔远之意，皆采取抚慰政策。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冬，明州、登州屡言有高丽海船漂至境上，朝廷皆“诏令存问，给渡海粮遣还。仍为著例”[3]（《宋史》卷487《高丽》）。此后，一直坚持这一定例。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五月十二日又规定：“蕃舶为风飘着沿海州界，若损败及船主不在，官为拯救，录物货，许其亲属召保认还。”为防止蕃船物货被盗窃和冒领，并专门制定了“防守盗纵诈冒断罪法”[2]（《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8），这项规定进一步完善了“存恤远人”的法律。此法在南宋亦得到认真实施。如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日本海船被风飘至明州，孝宗降诏有司：“人日给钱五十文，米二升，俟其国舟至日遣归。”淳熙十年（1183年）又有日本船飘泊至秀州，绍熙四年（1193年）日本船风泊至泰州及秀州，庆元六年（1200年）日本船飘至平江府，嘉泰二年（1202年）日本船飘至定海县等，皆依诏“给钱米遣归国”。所以史称“日本舟为风涛飘至者，悉厚给之。”[10]（《东西洋考》卷6《日本》）宋朝对飘至中国的外国船采取抚慰和保护政策，既展示了宋朝的柔远之意，也展现了宋朝的上国风度，这对“招徕远人，阜通货贿”政策的实现，必然产生积极影响。
    宋朝对身死蕃商遗产的处理原则，在《宋刑统》增创的“死商钱物”门附诸蕃人及波斯条中已有明确规定。凡来中国的波斯及诸蕃人身死，其资财货物等，依诸商客例处理，即“如有父母、嫡妻、男女、亲女、亲兄弟原相随，并请给还。如无上件至亲，所有钱物等并请官收，更不牒本贯追勘亲族”。如“有同居亲的骨肉在中国者，并可给付。其在本土者，虽来识认，不在给付”[11]（《宋刑统》卷12《死商钱物》）。这项处理外国死商遗产的原则，基本上与中国的商客例相同，凡随行及在中国的死商亲属，都对死商遗产享有继承权。这是宋朝处理蕃商遗产一直遵循的法律依据。这项法定原则，表现了宋朝在处理死商遗产时对死商继承人的同情和照顾。但宋朝官员在处理死商遗产时，有时表现得更宽厚。如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真理富国大商死于（明州）城下，囊赉巨万，吏请没入。”即请依户绝法没官。而知明州赵伯圭讲：“远人不幸至此，忍因以为利乎？”不仅没有没入其财，而且“为具棺敛，属其徒护丧以归”[12]（《攻媿集》卷86《崇献靖王行状》）。这件外蕃死商遗产的处理，虽然使宋朝官府放弃了巨万财富，但其影响是巨大的，不仅“岛夷传闻，无不感悦”，同样宣示了宋朝“存恤远人”的上国风度。
    四、绥抚住华蕃人尊重远人习俗
    绥抚蕃商，尊重远俗，亦是宋朝招诱和稳定蕃商的一项重要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使蕃商在中国获得了广泛的民事权利，甚至蕃商有些权利超过了中国人享有的范围。这对吸引蕃商来华贸易，亦具有积极的推动力。
    1.准许蕃商在华居住。中国古代还没有国籍法，但外商在中国长期居住已成为历史事实。尤其是宋朝积极推行“招徕远人”，盛情款待蕃商政策的实施，使大量“蕃客带妻儿过广州居住”[2]（《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21）。而“来往蕃商不著户籍者”更是不计其数[13]（《舆地记胜》卷130《泉州》）。这就在宋朝的主要港口城市，出现了蕃商聚居的“蕃坊”或“蕃巷”。如广州西园附近的蕃坊，早在唐朝时已经形成，到宋朝有了更大的发展。泉州城南晋江沿岸，亦成为蕃商的聚居区，“号蕃人巷。每岁以大舶浮海往来”[1]（《方舆胜览》卷12《泉州》）。据明末顾炎武讲：“自唐设结好使于广州，自是商人立户，迄宋不绝。诡服殊音，多留寓海滨湾泊之地。筑室联城，以长子孙。”[14]（《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19《海外杂蛮》）可见宋朝时长期在华居住的外商已相当多。
    宋朝为了便于对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进行管理，在蕃人聚居的蕃坊和蕃巷中选择有名望的蕃人为蕃长，“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其“巾袍履笏如华人”[4]（《萍洲可谈》卷2）。实际上蕃长是代为宋朝官府管理蕃人事务的地方长官。这对“通异域之情，来海外之货”[2]（《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7）是颇为有益的。
    依照宋朝法律规定，蕃人只能居住在蕃坊或蕃巷中。既不准城居，更不准与中国人杂居。但随着宋朝蕃商住华人数的增多，禁网的疏阔，“蕃商杂处民间”[12]（《攻媿集》卷88《汪公行状》）已很普遍，南宋时更为突出。如知泉州吴洁曾把“民夷杂居”视为郡县难治的首要原因[15]（《后村先生大全集》卷62《吴洁知泉州制》）。在广州，最富的藩商蒲姓亦开始“定居城中”，而使者以其“方务招徕，以阜国计，且以其非吾国人，不之问”[16]（《桯史》卷11《番禺海獠》）。泉州亦有贾胡建层楼于郡庠之前者，因“贾资钜万，上下俱受赂，莫肯谁何”[17]（《朱文公文集》卷98《傅公行状》）。这些情况说明，宋朝蕃人的居住地点已经冲破了法律规定，而且地方官府对此亦未依法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