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1500年应用于世界史，以此作为世界近代历史的开端，正是把世界历史划分为东西方，从西方人的眼中看世界的结果。不过现在不再强调文艺复兴了，而强调的是远洋航行和资本主义萌芽，因此有必要就这两个问题申述一下。
    1492年哥伦布的航行，我看还不足以标志新时代的开始。哥伦布的航行是西欧人向外扩张的一个重要步骤，可是从世界历史来看，古代无论那个国家、民族，随着内外条件的变化，都会进行扩张。由于力量对比的不同，不是被人家扩张过来，就是自己扩张出去。十五六世纪并不只是西欧人一家在扩张。俄罗斯人正在逐渐东进，越乌拉尔山而侵吞西伯利亚，西向波罗的海寻找出海口。土耳其人由安那托利亚向欧洲扩张过去，占领了东南欧，向西欧挺进，多少威逼维也纳，成为西欧国家的大患。莫卧儿人则南下席卷印度。伊斯兰教形成了囊括南亚、中亚、西亚、北非、东南欧、中欧的巨大政治实体，所以16世纪也被认为是伊斯兰教大扩张的年代。15世纪的郑和航海，是中国的海外扩张，而郑和航海的终止则往往被认为是中国从海上的退却。这是只从王朝的角度看问题。其实16世纪中国向海外发展的势头是十分巨大的，福建、广东等地的商人，到现在的朝鲜、日本、菲律宾、印尼、东南亚各国，进行着广泛的贸易活动，有的长期居留，形成了华人的自治社区。由于国家禁止海外贸易，于是他们发展成为武装走私集团，一方面和政府抗争，一方面控制着西太平洋的海上贸易。所以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明朝禁海与开海之争一直不断，到隆庆元年（1567年）终于开禁，准许进行正常的海外贸易。说什么中国的文明是黄色文明，中国人历史上只向西北发展而不向东南发展，不会向海上发展，我想正是不自觉地反映出了受文化霸权控制的结果。
    西欧人向海外殖民活动的效果，我认为主要是从美洲、非洲直接掠夺财富，但这也是逐渐发展起来的。至于贸易所得，则相当长的时期恐怕很难说有什么成绩。首先从人数方面看，西欧15世纪远洋航行的人数，大约1～2万人；到1600年，大约有30～40万人（注：P.Channu, .op.cit. p278.）。16世纪，从霍尔木兹到澳门和长崎，葡萄牙人最多不超过1万人，1770年前后，马德拉斯有114名英国文职人员，孟买有 700～800人，加尔各答有12 000名。直到1805年左右， 全印度的英国人也不过31 000人（注：以上数字转引自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563页。）。 而西欧的全部人口，大约在1500年是5 680万，在1600年是7 120万，到1700年则为7 500万人（注：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二卷， 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9页（只取西欧部分）。）。这么一点人出海远航，在当时的西欧，不可能形成所谓的举国若狂、举世若狂，到处寻求黄金的浪潮。以这么一点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到亚、非、拉美各地，无论是为了贸易还是占领殖民地，都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他们肆虐的地方主要是当时很不发达的美、非边缘地带，到了亚洲则没有什么成就。教科书上所写的什么地理发现、远洋航行、海道大通，都是以西方人的眼光，而且是19世纪的西方人的眼光观察的结果，而不是世界历史的眼光。
    从西欧本身来看，它们当时也并不能主要依靠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开辟的航线发财致富，因为技术落后，航程遥远，风涛险恶，不能保证可靠的收入。它们依靠的还是地中海、北海等传统地区的贸易。据统计，1660年至1688年，英国商船总吨位由15～20万吨增加到34万吨，其中60%用于欧洲海域，35%用于大西洋贸易，用于东方贸易的只占总吨位的5%。1636年的荷兰，总数2 050只的商船中，从事波罗的海及法国沿海贸易的船只为1 050只，往来于英吉利海峡及北海一带的为450只，前往地中海和阿尔罕格尔的占250只， 如此活动于欧洲海域的总共有1 750只，占总数的85%以上，而到东方贸易的船只总共只有300只（注：转引自陈勇：《海道大通与世界交往》，黄邦和等主编：《通向现代世界的500年》，1994年版第，162页；还可以参看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页。）。
    更为重要的是，所谓1500年为标志的西方向世界其他地区的扩张，他们遇到的既不是政治权力真空，也不是经济权力真空。可以说，直到工业革命之前，他们并没有多少的优势。从海上的力量来看，当时印度洋早已是印度人和阿拉伯人的控制区，而西太平洋则是中国人的控制区。西欧人出海向大西洋扩张，一开始还可说没遇到太大阻力，再往前发展情况可就不同了。有人指出，直到18世纪之前，印度洋上的贸易还是由本土的网络组成，葡萄牙人，以及后来的英国人、法国人等等，都是依靠原来商人的贸易网络，与之合作，才能进行商业活动。甚至直到19、20世纪，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其工业资本的优势大举进军时，当地原来的商业资本的活动也并未停止，甚至还有所发展（注： K. McPherson. The Indian Ocean-A history of People and the Sea.Oxford Univ. Press, 1993.）。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并不能停止当地经济的自主发展。可见用冲击回应模式来观察、解释第三世界的历史发展是不正确的。
    至于说到资本主义萌芽，则我国的研究已进行得十分深入，虽然其中受到教条主义的影响，有时难免和西欧的情况生硬比附，但我以为它成绩巨大，充分肯定了中国经济的自主发展，对西方的人口模式、冲击回应模式、施坚雅模式、俄国的恰亚诺夫模式等等，都既采取其合理的成分，又从中国本身的历史实际出发而摈弃其不正确的东西，走向建立自己的理论、模式的道路（注：这方面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请注意吴承明、李伯重等先生的著作。）。我在这个问题上曾写过一篇小文（注：《资本主义起源理论问题的检讨》，《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许多看法不一定正确， 但我想要强调的是西欧资本主义的兴起并非一帆风顺，其间经过许多萌芽、发展、曲折、夭折、中断、反复，所谓14、15世纪出现了萌芽（是不是萌芽我看还可以讨论）的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到16世纪就夭折了，有希望发展的西班牙、葡萄牙的资本主义也中途衰落，后来的英国、荷兰的资本主义才慢慢发展起来。奇怪的是我们有一些人的逻辑。即中国的资本主义很久没有发展起来，所以说它的萌芽太为勉强，还不如不说为妙。可是西方像意大利的萌芽后来是彻底夭折了，可是说它萌芽反倒没有问题，其理由好像就是因为意大利也算是西方的国家。我认为这就是西方人的东方主义对我们的影响了。近人王国斌的研究指出，无论是中国和欧洲（西欧），在18世纪之前，农业和农村工业的发展，都大致相似，也都有着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所分析的发展周期，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19世纪西欧之所以能产生突破，主要是殖民地掠夺和技术的进步（注：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上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这也很可以为我们的资本主义萌芽无望论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