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头号中国通”，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生前历任美国远东协会副主席、亚洲协会主席、历史学会主席、东亚研究理事会主席等重要职务。半个多世纪里，费正清在中国研究这块园地里辛勤开拓、耕耘。他的研究、著作和主要观点代表了美国主流社会的看法，不仅影响了几代美国汉学家和西方的中国学界，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政界和公众对中国的态度、看法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迄今为止，没有哪一位西方学者能在近代中国学研究领域出其右。当今美国诸多有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皆出其门下。对于这样一个重要人物，我们有必要去认识他的中国史观，通过对他的研究，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历史。
    一
    和绝大多数西方史学家一样，费正清不相信任何抽象的理论。他只有一般的历史观点和立场。他讲求实证，对于任何理论都存有戒心。[1]（p12）他的历史观主要受当时西方的主流学派影响，但他并不是一个有理论兴趣的史学家，更没有发展出一套有关中国史的系统理论。事实上，历史理论家往往不一定能写出好的史学作品，而在史学上有重要贡献的史学家也未必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费正清即属此类。费正清虽曾援引了汤因比（Arnold J.Toynbee）的“挑战与回应”之说来解释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但这也只是一个粗枝大叶的观念，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理论。[2]（p55）“文明冲突论”是费正清中国史观的核心。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一书中，费正清指出，中西两种文明是冰炭不相容的。[3]（p25）因此，当二者相遇时，冲突便不可避免。在他看来，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中西文明的接触与摩擦、对抗与冲突的历史。费正清认为，中西文明是相互对立的两大体系，反映了社会发展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中华文明是一种有别于开放性海洋文明的内向型大陆文明，是一种有别于扩张性的商业-工业-军事型的、充满调和与折衷精神的、停滞的农业-官僚政治文明，是一种与竞争的个人本位相异的顺从的伦理本位文明。在费正清看来，现代的西方文明洋溢着勃勃生机，而古老的东方文明则充斥着顽固的惰性。传统模式的迟滞与稳固、资源与文化的自给自足使近代中国对西方文明表现出顽强的抵触与排斥，更作不出相应的反应，因而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4]（p432）由于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中华文明缺乏内在动力去突破传统框架，它只能在巨大的冲击下，被迫对西方作出反应，这就是费正清著名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onse’model）。
    费正清把中国近代史当作这种模式的注脚。他认为，西方是中国近代转型的推动者，是西方规定了中国近代史的全部主题。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冲击”几乎一夜之间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走向与中国思想主题。[1]（p8）19世纪强大的西方侵略者以自己技术上的优势使一个在4000年间自以为是物质文明创造者和文化中心的民族黯然神伤。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西方的冲击，是使人难以支持的打击。然而，对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下一代中国人来说，西方却成为仿效的榜样，以便更好地加强自己的实力来对付西方。最后，到了20世纪，西方已经成为鼓舞中国进行革命的思想来源。这三次革命是：共和革命、民族主义革命（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5]（p143）
    从费正清的扛鼎之作《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的初版本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费正清对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看法。19世纪以前，面对东方这个国力强盛的宗主大国，西方出于无耐，只能采取较为缓和平等的政策，以贸易作为与中国交往的手段。入华的传教士虽以传教为宗旨，但面对比基督教文化悠久得多的中华文化，大多数传教士在震惊之余，油然而生敬佩。正是在向东方的学习中，西方走出了中世纪，借东方之火煮熟了自己的肉。当时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到了晚清时期，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中国关上了与西方交流的大门，中国人在自己的屋子里打转转，会通之路没有打通。中国拒绝了海洋，拒绝了交往，中世纪的城堡最终关闭了一切进步的可能。明末清初，“康乾盛世”，东西方相互学习、相互倾慕的会通时代终未为中国人所把握。中国错过了一个走向世界的机会。悠久的文化，传统的体制以及中国人的优越感遮挡了中国人的眼睛，中国人背负起一个沉重的文化包袱。当“西学东源说”登场之际，中国思想已失去了它的生命力，变得衰老、迟钝以至僵死。
    1840年，西洋人的战舰使用着中国人发明的罗盘驶入了中国的内海，用中国人的祖先发明的火药制造出了威力十足的火炮，轰塌了虎门的海关，杀死了无数善良的中国人。在南京，晚清的大员们在自己祖先发明的纸上签下了第一个屈辱条约，从此，中国江河日下。面对西方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中国人被迫作出反应，世界的中心转移了。
    应该公正地说，费正清对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的观察是敏锐的、独到的。我们承认，在一定意义上，费正清比很多中国人本身更了解中国的历史。他的“冲击-反 应”模式在一定意义上是有说服力的。他认为中国相对稳定的传统秩序一直延续到19世 纪，此时它遇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而且更为强大的文明--西方文明。西方的强大冲击无可挽回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给中国注入了引起现代化并导致永久性变化的力 量。面对这一冲击，中国作出的回应是在逐渐引进引起“永久性变化”的要素的同时， 背弃传统的“周期性变化”模式，走上现代化道路。“冲击-反应”模式假设西方资本 主义社会是一个动态的近代社会，而中国社会则是一个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超稳定的传 统社会，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经过外来的冲击，中国传统社会才有可能摆脱 困境，获得发展。在费正清与邓嗣禹1954年合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一书中，费正清对这一模式作了叙述。他写道：“既然中国是 人口最多的大一统国家，又有着最悠久的、绵延不断的历史，它在过去百年中遭受西方 蹂躏就必然产生连续不断、汹涌澎湃的思想革命，对这场革命我们至今还看不到尽头… …在充满‘不平等条约’的整整一个世纪中，中国这一古老社会和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 、不断扩张的西欧与美国接触日益频繁。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这种接触对古老的中国 社会产生了灾难沉重的影响，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意识 形态和文化领域--对古老的秩序进行挑战，展开进攻，削弱它的基础，乃至将它征服 。中国历史进程是由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6]（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