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纵观费正清的中国史观，我们能感受到他受几个人的影响。第一位是马克斯·韦伯。韦伯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他的宗教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思想及其社会科学方法论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经久不衰的影响。在西方学术界，韦伯从来不被视为汉学家，但他对中国的研究既独到又深刻，故被一些人称为“伟大的外行”[14]（p257）。韦伯在其《儒教与道教》（Confucianism and Taoism）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命题，即理性资本主义如何产生，这一命题后来被称为“韦伯式命题”。“韦伯式命题”的要旨在于从发生学的意义上去追问理性资本主义能否在中国产生，它的逻辑起点同样是问如果没有西方冲击，中国自身能否发展起类似西方的理性资本主义。它的结论也是否定的，即传统中国社会关碍重重，无法靠自身的力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尽管韦伯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出只有西方冲击才能改变这一局面，但其命题的逻辑终点必然是在这里。[14]（p254）费正清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无法生发理性资本主义，他的“冲击-反应”模式也始终没有脱离这一命题的轨道。韦伯是利用社会科学的各种手段进行区域研究的典范，费正清后来进行的区域研究势必受到了50年代美国“韦伯热”的影响并从中受到启发。第二位对费正清有影响的是汤因比。汤因比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被誉为“国际上的智者”。他的理论核心是所谓的“文化形态史观”，亦称“历史形态学”。汤因比对德国学者施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文化形态史观”进行了扬弃，他也认为文明要经过5个阶段，即发生，成长，破坏，崩解和死亡，认为所有文明社会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平行和同时代的。[15]（p10）但他不同意施宾格勒那种宿命论的观点，认为文明的灭亡是可以用某种明智的、及时的措施来防止的。汤因比提出“挑战-应战”理论并以此来解释文明5阶段。认为，一种文明如果要存在下去并获得发展，就必须对人间的或环境的挑战作出有效反应，否则就只有灭亡。汤因比自诩为开明的“自由主义者”，他认为他所总结的历史上26种文明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巨大成就，也各有各的缺点和谬误，谁也没有理由瞧不起谁。但他又说，目前尚存的五大文明（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和远东文明），有4种正在走向灭亡，只有西方基督教文明仍保持着“创造性的活力，闪耀着神圣的光彩”。汤因比貌似公允，实则在竭力美化西方，是一种改头换面的“西欧中心说”。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无疑受到了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影响。当然，费正清同样对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进行了扬弃。文化形态史学反对区域性研究，费正清反其道而行之；文化形态史学认为所有文明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平行和同时代的，费正清则认为世界历史有古代、中世纪、近代之分。第三，费正清的中国史观还受赫德（Robert Hart）、马士（H.B.Morse）、拉铁摩尔和蒋廷黻的影响。赫德，英国人，1863年起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死后被清政府追授为太子少保。他生前的日记真实地记录了“条约制度”下中国海关的贸易和口岸建设，对费正清的博士论文及以后的中国史观很有影响。马士，美国人，是费正清在牛津求学时的老师。他在赫德手下供职35年，在清朝官至二品。退休后移居英国，潜心著书立说，是系统研究中国外交关系的第一位西方学者，对费正清影响极大，费正清称马士为他（事业上）的“继父”。马士最初对费正清的指导及他的中国史观影响了费正清的一生。拉铁摩尔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对共产党抱有同情心，并因此在麦卡锡时代备受磨难。他的边疆史对费正清早期的中国史观很有影响。对费正清产生定型作用的史学家当属蒋廷黻。费正清第一次来华期间，蒋廷黻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1929-1935）。蒋氏那时正在整理清代外交史料，费正清在他的指导下开始致力于《筹办洋务始末》的研究。费正清后来强调中国传统的“朝贡制度”和鸦片战争后“条约制度”的差异，这一问题首先是蒋廷黻提出的。1972年费正清访问北京时，公开承认蒋廷黻是引导他进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老师。赫德、马士、拉铁摩尔和蒋廷黻，都是中外关系史专家。费正清最初对中国的认识是由外部逐渐进入中国史的内部，他的“冲击-反应”模式势必受这一取向影响。第四，费正清的历史观及其研究方法受年鉴学派的影响，尤其是在方法论方面。年鉴学派始于20世纪30年代，其创始人是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ffer）和马克·布洛赫（Mark Bloh）。布洛赫认为，惟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历史研究不容画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只有通过众人合作，方能接近真实的历史。[16]（p39）[17]（p41）年鉴学派还主张进行跨学科研究，重视溯源法和历史比较法，强调文本研究，强调历史的现实功能。纵观费正清的中国研究，年鉴学派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无处不在。他在区域研究上采用了跨学科综合研究，《剑桥中国史》便是最好的例证。费正清的著作中曾广泛使用溯源法和历史比较法。他认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必须首先反溯到中国的文化传统，追根溯源。他对中国史进行纵向比较，中西史横向比较。他非常重视文本研究，强调使用中国的档案、中国的原始资料研究中国历史。这一点同时也师自其启蒙导师马士。至于历史的现实功能，费正清可谓是经世致用的典范。他一向反对为学术而学术，主张思想与实践的一致。1968年在费正清担任美国第83届历史学会会长的演说中，他毫不讳言自己是主张经世治国的。[18]（p405）他相信，“研究应当具有实际的效用”，“学者的责任不仅在于增加知识，而且在于教育公众，在于影响政策”。作为一个美国人，他首先考虑的是美国人的利益。他曾坦率地承认，“1954年以后，在美国进行中国问题的研究是一项有关国家政策的活动” [19]（p355）。余英时先生指出，费正清的中国近代、现代史研究直接涉及美国的对华政策，他的史学也确实是有意识地为美国政策服务的。即使在麦卡锡时代大难临头之机，他仍认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个人的自由是从属于国家利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费正清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爱国主义者，也是我们读书人学习的楷模。所以，我们在评价费正清时需要时时记住的是，费正清的文章、著作不是为中国人写的，而是为美国人写的。[7]（p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