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高度重视中学历史课程的建设。国民教育重在向青少年施教，国民的历史教育主要是通过中学历史课的教学来实现的。因之必须高度重视中学历史课程的建设。首先，要规定历史课应有的教学时数，不能随意减少。其次，编写高质量的教材是关键。目前教育部制定了中学历史课程的编写标准，并出版了新的教材。其积极的意义应当肯定，但不少专家也有意见。我以为有两点值得讨论：一是制定“课程标准”的标准是什么?现在的课程标准，似乎是预设已有教材存在“繁、难、多、旧”的弊端，然后，反其道而行便是标准。已有教材是否可以概括为“繁、难、多、旧”，这里可不置论；我强调的是，制定课程标准首先要有一个标准，它的根据应当是，国民教育所规定的国民在历史素养方面必须达到的水准。否则，便成了拍脑袋式的随心所欲了。二是教材要保证一定的历史知识总量，不是越少越好。著名历史学家龚书铎先生的意见是对的：“中国人知道本国历史，主要就在中学阶段。中学生应该接受比较系统的历史教育，否则形不成基础。中国文化有代表性的都应写进教材，学生要知道。”不能简单强调学生兴趣，将历史知识搞得支离破碎。没有一定的量，就不能保证一定的质。历史知识达不到一定的量，青少年就无法形成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认识，也就无法形成对祖国的热爱，民族精神的培育与弘扬，自然也落空了。
    其三，重视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要制定政策，支持和引导专业史学工作者以多样化的形式，积极参与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目前北京市社科联组织的“北京历史文化普及论坛”，就是一种很好的形式。除了出版图书、开办讲坛之外，覆盖面广的影视制品也应当重视。从中国历史上看，广大民众的历史知识更多是通过通俗的作品获得的，所以，《三国演义》在民众中的影响远远大于《三国志》，这是值得注意的。今天影视作品影响千家万户，现代生活节奏快，生活工作压力大，民众更愿意接受寓教于乐的作品，而疏离沉重的历史专著，这是必然的趋势。因此，借助影视普及历史知识，还必须重视历史剧这一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戏说”历史是另外的问题，一些成功的历史剧，如描写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大决战》、《长征》等作品，确实起到了宣传革命历史的很好作用。应鼓励史学工作者与文艺工作者的通力合作，以产生更多更好的作品。在这过程中，史学工作者尤其需要打破轻视历史知识普及工作的传统观念，将自己的书斋研究与宣传普及工作很好结合起来，从而使自己的研究工作具有更大的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