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侯外庐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10月12日至15日在古城西安隆重召开。中国历史学界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专家学者近100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由西北大学名誉校长张岂之教授主持，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同志与会讲话，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教授等发表学术演讲，侯老的长女侯寓初女士及有关亲属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举行了侯先生半身塑像在西北大学校园庄重揭幕仪式。代表们缅怀了侯老追求真理的一生和他高尚的人格魅力，总结了他的思想学术成就和治学经验，倡导继承侯老的事业，在中国历史、中国思想史研究中贯彻“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精神。会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一、侯外庐为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奋斗的一生
    任继愈在学术演讲中说，近100年是新旧交替、中外交流的100年。中国社会从崩溃的边缘走向繁荣昌盛，从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新的社会主义社会，总之摆脱困难，走向进步。在危难的时代需要光明。侯外庐先生是这个时代寻求光明的特殊人物、杰出人物。张岂之在发言中说：“外庐先生的一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一生，是追求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统一的一生。”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从理论上讲完全可以统一，从希腊人文主义到18世纪民主主义都在争取人的权利的发展，《共产党宣言》里面更是提出人要得到全面发展。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相对立，它承认个人的地位、个人的权利，这是共产主义发展的第一步。外庐先生在法国留学期间，对孟德斯鸠的著作读得很熟，同时接受了18世纪的启蒙思想，树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通过翻译《资本论》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特别是有关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侯外庐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要把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统一起来。武汉大学萧父教授为纪念会特地赋诗一首，寄托对侯外庐先生的怀念，诗中说：“蓟下烽烟笔仗雄，胸悬北斗气如虹。洞观古史知难产，发掘新芽续启蒙。细案船山昭学脉，钟情四梦寄幽衷。百年风雨神州路，永记前驱播火功。”他在文章中满怀深情地指出侯外庐在那变幻无常的政治风雨中始终保持着对于真理的“韧的追求”，保持着一个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活力，他以独树一帜的理论建树和不肯曲学阿世的崇高人格，赢得了一切以追求真理为最高价值的学者们的拳拳服膺和衷心敬仰。朱学文作为侯外庐先生晚年写作《韧的追求》回忆录的主要助手，在大会上深情地回忆了有关往事，使与会代表领略了侯外庐先生的精神风貌。她指出，唯物史观已经成为中国十几亿人口性格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传播唯物史观的先驱们，应该把为唯物史观传播起作用的哲学家、历史学家一代人的心路历程留下来。她通过生动的事例说明侯外庐先生是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学者。侯外庐先生曾对自己有这样的评价：“我是读书人，但我懂政治。我参加了革命，但还是学者。”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在讲话中说：“侯先生是中华民族脊梁的杰出代表，他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事业。他对我们这些从事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的后继者，具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般的感召力。”
    二、侯外庐对中国社会史、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理论探索
    任继愈对侯外庐先生的学术功绩作了概括。他认为侯外庐先生等的《中国思想通史》提供了从古到今看思想变化和发展的方法，其方法论价值是相当高的。他还说，外庐先生从全局看思想流派，并且特别提出自然科学很重要，眼光看得远，看得深；同时，侯外庐先生主张，除研究历史上正统主流的思想文化上，还应注意到所谓的“异端”思想，它们也是社会思潮的一部分，完整的中国思想史，需要全面地把握与融贯，这些都是侯外庐先生学术研究中的创见与卓识。张岂之在总结发言中说，侯外庐先生在整个学术活动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历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思想史的研究统一起来，并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所以新观点不断被发现。比如说，关于封建社会土地国有制观点，很有中国特色。又如他提出中国的启蒙在17世纪，把方以智和西方的“百科全书”派联系在一起，也是对中国社会独特的解剖。李学勤研究员作了“侯外庐先生对古代社会研究的贡献”的发言，认为侯外庐先生学术贡献的第一点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原本出发，梳理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战的统绪。第二点，侯先生在对中国社会研究方面有很高的理论视野，认为中国古代和欧洲的古典的古代，走的是两种不同的路径，这个论点是侯先生的创新。第三点，侯先生在研究古代社会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从思想史看社会史，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辩证的观点。龚书铎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在以“外庐先生与北师大的情谊”为题的发言中说，马克思主义在史学领域里的传播，李大钊、郭沫若、侯外庐有各自独特的地位，侯外庐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史、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尝试者。瞿林东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在“继承侯外庐先生的史学遗产，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发言中说，侯先生讲社会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的基础，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科学，侯先生的此种研究方法和道路受到有见识的学者赞同。侯先生关注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具体路径，促进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走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他特别指出，要学习侯外庐先生的史学遗产，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民族化。卢钟锋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认为侯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30年代至40年代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的结合，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此后，侯先生进一步从社会史和思想史结合的角度探索中国思想史发展的途径。萧父在文章中说：“侯外老以其‘通古今之变’的中国社会史观，提出‘周秦之际’与‘明清之际’（两个之际）的社会转型期，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并以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统合研究，提出并论证了中国特有的‘早期启蒙说’以及中国近现代化的‘难产说’，卓然成为一代学术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