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起源于本土，中国文化是土生土长的，这在学术界已成铁案。其中凝结了不 少像缪凤林这样的爱国学者的心血。当然，从纯学术的观点看，缪凤林的论证也并非无 懈可击，有些说法已经被新的考古发现所推翻。但在当时，起而批驳中国文明“外铄” 论，就是反击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就是长中国人民的志气，当然就是爱国主义的。
    2.研究民族历史，弘扬民族精神
    为了实践其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缪凤林还致力于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开发其中积极 康健的民族精神。
    首先，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同化力和生命力。在叙述中国民族史时，缪凤林特别重视 异族侵入中国的历史。他认为，中国文化生命力极强，面对异族文化的挑战，中华文明 总能死而复生，亡而后存。历代周边民族，在风习、语言、政制上与中原地区都有较大 差异，“然一与吾族接触，或平和交际，或力政经营”，除少数“远方殊族”外，无不 “习吾文教，仿吾服物，用夏变夷，革以华俗”。虽然历史上也不乏异族统治者企图“ 用夷变夏”，也有汉人“数典忘祖，甘同异种者”，但“我夏族虽时有亡国之痛，永无 沦胥之祸”，而且在同化各民族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甚至在今天，中国人就血统而 言也有不少“蛮夷后裔”，但在文化上却没有一个“自外华夏”的。缪凤林不无自豪地 说：“盖夏族文化冠绝东亚政教文字，根深莫拔，故异族有中国者，必行汉法，乃可长 久”；而且中国传统素“以世界主义为理想，异族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有怀远之习，鲜 种族之见。”（注：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南京钟山书局1933年版，第47-49页。 ）
    以“夷狄”、“虏”、“戎”等字样称呼汉族之外的少数民族，在缪凤林的论著中俯 拾即是，反映了他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倾向。这样的说法显然不利于民族团结，自然也有 损于抗战救国事业。不过，缪凤林论断华夷，是以文化为标准，而不以血统种族为进退 。他说：“夫一族之民，自视为优越之种，而斥他族为非类，其义似隘。然人类皆具兽 性，吾族先民知兽性之不可以立国，则自勉于正义人道，以为殊族之倡，此其所以为大 国民也。”（注：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南京钟山书局1933年版，第252页。）在 日本帝国主义野蛮入侵中国的20世纪30年代，缪凤林这样说是有所指的。
    其次，注意总结历史上民族竞争成败的经验教训。为实践其史以经世济时的史学思想 ，缪凤林在书中特别注意分析各个历史时期国家盛衰强弱的主客观因素，总结其中的历 史经验。他强调边疆问题的重要性，认为执政者能否稳定边疆，解决好边地经济发展和 民族关系问题，是关系到国家盛衰的关键所在。例如，论及秦汉之强盛，缪凤林高度评 价了秦汉统治者“以全国之发展与安全为目的，通盘筹划，从事徙谪”之举，认为“徙 民略边实边”对开发边疆、巩固边防具有重要意义。（注：缪凤林：《要略》（第一册） ，第72页。）他认为，秦汉两代之所以国力强盛，普通民众也做出了许多奉献，起了相 当重要的作用。他指出，汉代开疆拓土，威震远方，固然有其他因素，但汉族人民“身 心之康强，远在四夷之上，又能克尽国民之义务”（注：缪凤林：《要略》（第一册）， 第79页。）起了主要作用，汉朝的强大“实由人民倾无量之血肉资财而来”。而秦汉两 代对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实在外拓国家之范围，内开僻壤之文化，使吾民所处炎黄 以来之境域，日扩充而日平实焉。”（注：缪凤林：《要略》（第一册），第76页。）但联 系到现实，我国领土“多为暴敌所侵占”，因此，作为炎黄子孙应该常常念及“如何竭 尽国民之义务，以光复失土，以继汉人之伟业”。（注：缪凤林：《要略》（第一册）， 第80页。）
    缪凤林认为，政治的清明与否，与国力强弱有密切联系。如论及南北朝“北强而南弱 ”的原因时，他指出：“盖南朝自刘裕以降，不知作育人材，而以诛除异己摧抑英尤为 得计”，“且纂弑相寻，变乱时起，民力物资，多耗于内乱，谋臣将帅，多自相贼杀” ，加之北朝“骁雄劲悍”，因此南朝最终败于北朝（注：缪凤林：《要略》（第二册）， 第10页。），从对峙双方的内政清浊情况来分析其强弱胜败的根本原因，政治清明则国 家强盛，政治腐败则败亡必至，这是千古不移的规律。
    论隋、唐之强盛，缪凤林着重指出其开放的民族政策的积极作用。“种族之强弱，恒 视其血胤气脉之繁杂与单简”。隋唐民族承继了魏晋以来“汉胡混合”的成果，因此国 盛民强，超过秦汉。“唐太宗之英武，亦可谓汉胡民族精英之结晶。”（注：缪凤林： 《要略》（第二册），第47页。）也就是说，唐代的强盛，固然有其他因素，而统治者能 “容纳当时无数之四夷，加入无数之外族血统”起了重要作用。用人上不论种族，文化 上兼容并包，从而既壮大了中华民族，又弘扬了华夏文化。这是国史给我们的又一个启 示。（注：缪凤林：《要略》（第二册），第51页。）
    论及两宋与辽、夏、金、元关系时，缪凤林分析了各民族强盛的原因，特别指出尚武 精神的重要：“自阿保机、元昊、阿骨打、吴乞买及成吉思汗以次诸蒙古大汗，皆智勇 兼备，故能统率部曲，并合诸种，恢张土宇，建立国家；而甲兵之强，尤为诸族兴盛之 重要原因。”（注：缪凤林：《要略》（第二册），第119页。）比如，金国的迅速崛起， 在于其强兵尚武的国策，在于其强悍的民风，所谓“将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齐”，一旦 奋起，就能“变弱为强，以寡制众”。返观宋人，却实行募兵制度，人们“以执兵为耻 ，其愿应募者，非游手无籍之徒，则负命亡命之辈耳”，这“与诸族之尊兵贵兵，丁壮 皆尚战斗，且人以战斗为荣者”完全相反。因此，“自女真入寇以迄蒙古南牧，我华夏 广土众民，徒为北族扬武呈威之资，读史者所为郁悒愤慨不能自己者也。”可见，民族 精神是否以征战武功为尚，是民族战争胜败的另一重要因素。然而，诸族的强盛如同昙 花一现而不能持久，实由于民族精神的懈怠，进取心的丧失，或“因军政颓弛，种人或 渐染文弱，或习于奢纵”，终于迅速败亡。因此，要使“国族长保其独立，必赖有恒久 强大之武力”（注：缪凤林：《要略》（第二册），第120页，第121页。）。缪凤林借论衡 史事表达了他为了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加强国防的政治主张。这类民族主义思想和主 张，在缪凤林的论著中还有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