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剖析中国民族性，探索民族振兴之路
    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中国学者在考察传统文化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时，几乎无一例 外地要对中国民族性格进行一番臧否。抗战时期，中国人民表现出了坚忍、勇敢、不畏 强暴等优秀品质；同时，也有一些民族败类，认贼作父，残害同胞，可耻地沦为日寇“ 以华制华”的走狗。因此，简单地断定中国民族性的优劣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只有从 如何使中华民族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立场出发，冷静地思考传统文化的 现代性转化问题，才有可能获得有价值的认识。
    缪凤林指出，中国幅员辽阔，“种族混合”现象十分普遍，所以用一句话概括中国民 性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如果从世界范围内看，则中国“民族又自有其共同之精神，而 优点所在，缺点亦寓其中焉。”他把中国民性归纳为六个方面。第一是“家族主义”： “以孝为制行之本”，忠君事长，历代“产生巨人长德，效用于社会国家者，尤不可胜 纪”。但家族主义的弊端是重家族而轻国家，甚至“惟见其家，不知有国”，而“戚族 之依赖投靠，官吏之贪墨任私”都是它造成的。第二为“中庸主义”：自古“以中道垂 教”，中国之所以“能统制大宇，葆世滋大”，原因就在这里。但是习惯于消极妥协， 不能积极进取，“吏多圆滑，民多乡愿，以因循为美，以敷衍为能”使整个社会缺乏生 气和活力。第三为“世界主义”：以“平天下”为理想，“化育外族，施不责报，故非 我族类，一视同仁，拥有广土，亦不以之自私，混合殊族”这是主要原因。但是，缺乏 国家观念，当外患来临时，常常少一些“敌忾同仇之心”。第四为“和平主义”：“以 不嗜杀人为政治上至高之道德”，怀敌附远，以德服人，但是“流于文弱”，一旦与外 敌遭遇，常致失败。第五为“政治上之不干涉主义”：“以垂拱无为为执政者之信条” ，“民因得以大展其材，政治虽腐败，民事仍能发荣滋长”。但是，政治成为少数人的 “专业”，而普通民众不予过问，政治便很少有“改进之望”。第六为“实用主义”： 以“利用厚生养欲给求”为目的，抑制所谓“奇技淫巧”，“务本舍末，习于勤劳”。 缺点是“重实利而轻理想”，不容“力求革新之事”，“纯粹之科学”因而极为薄弱。 缪凤林说，中国民族的优点缺点大略如此，而“如何发扬其优点，革其缺失，并吸取他 人之长，补吾之短，以竞存于兹世，且永保世界先进之令誉，则吾人所宜自勉也”。（ 注：缪凤林：《要略》（第一册）第3页，第4页。）
    缪凤林把中国国民性概括为六大“主义”，优点、缺点并存，避免片面评论传统文化 的优劣。事物本来就是多侧面的，使用不同的价值体系对同一事物进行评价，所得结论 自然会大相径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正是如此。平心而论，要使中国走上富强之 路，固然必须吸收优秀的外来文化，但如果不与本民族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任何文化之 花都难以结出现代化之果来，这已经屡屡为历史所证明。作为中国人，既不可盲目自大 ，更不应妄自菲薄。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战争中，中国人迫切需要树立民族 自信心。民族主义史家主张“昌明国粹”以振奋民族精神，同时要“融化新知”以适应 国际竞争的新形势。此论在当时虽被讥为调和、折中甚至保守之论，而时过境迁之后， 今天看来却觉得他们的主张倒是颇中肯綮的。
    三
    抗战时期，缪凤林的民族主义史学是中国近代社会、学术及其个人经历互动发展的必 然结果。
    首先，缪凤林的民族主义史学是20世纪初以来的民族主义思潮激荡下的产物。近代以 来，新旧社会变迁，东西文化碰撞，中国知识分子们心系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怀着舍 我其谁的历史使命感，积极探索民族振兴之路。与此同时，中国史学也经历了由传统史 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特别是“五四”以后，各种史学思潮和流派纷纷涌现。主张史学 可以和自然科学一样精确、客观的科学主义史学派，曾一度成为中国史坛强有力的史学 主潮。马克思主义史学则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相信历史有规律可循，公开揭橥“为革命 研究历史”的治史宗旨。而强调历史知识的主观性的相对主义史学派，则否认历史的客 观性，认为历史学是纯主观的学问。进入30年代后，因民族危机的刺激，民族主义成为 主流社会思潮，自然使这一时期的史学研究和著述无不打上了深深的时代印记。可以说 ，“文化救国”、“读史救亡”思潮的兴起，正是民族主义社会思潮和相对主义史学思 潮相互激荡的必然结果。（注：参见张书学：《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第一章，湖南 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时人叶蠖生对抗战时期史学界的这种现象作了如下评论：“站在抗战营垒以内的唯心 论历史家，为着他们还主张抗战，为着他们太重视心理作用，他们便强调历史教育的功 用，企图以祖国光荣史迹来增强民族自信心，来鼓励抗战精神。”（注：叶蠖生：《抗 战以来的历史学》，《中国文化》，第3卷第2期。）他们认为，可以通过“国权的保障 ”、“国风的发扬”、“国魂的鼓励”、“民情的融洽”来“激发学生民族复兴之思想 ”。（注：杨友群：《历史教育与国防》，《教与学》，第3卷第2期。）“吾人欲培养一 般国民有爱民爱国家的思想而适用现代，对于本国历史上关于民族、疆域、政治、军事 、文化诸方面之教材，须选择补充，凡合于上列标准者则尽量加以发挥，其不甚切合上 列标准者，尽量加以缩减，庶几有裨于抗战建国之需要。”（注：郑鹤声：《选择历史 教材的目标》，《教与学》，第4卷第6、7期合刊。）一些史学家大力倡导之余，还身体 力行。邓之诚编著卷帙浩繁的《中华二千年史》，就是希望国人通过读史，去领悟救国 之道。他说：“二千年来，外患未尝一日或息，轩黄胄裔，危而复安，弱而能存，灭而 再兴者何？莫非由群力群策得来。其艰难经历，非史事何由徵之？故欲知先民缔造之迹， 莫如读史”，“今诚欲救亡，莫如读史”。（注：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叙录”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2页。）朱希祖在“七·七”事变后呼吁“藉历史以说明 国家之绵延，鼓励民族之复兴”，力主政府开馆修史。他认为，我“民族之所以悠久， 国家之所以绵延，全赖国史为之魂魄。”“国亡而国史不亡，则自有复国之日”。（注 ：转引自《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五辑《朱希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这一时期的吕思勉也以阐扬民族文化、砥砺抗敌士气为己任，他撰著国史，“希望读 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 ，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注：吕思勉：《吕著中国 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重印本，第6页。）钱穆更是强调国人应对国史以及 民族文化怀着一种“温情与敬意”，要复兴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必将有待于吾国人， 对我先民国史略有知。”（注：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 可见，缪凤林的文化救国思想与众人之论颇多相合之处，与当时这种学术思潮是合拍的 。（注：详见田亮：《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学术月刊》，1997年第9 期。）
    其次，缪凤林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想是以柳诒徵为代表的“学衡派”的余绪。当缪凤林 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时，就开始追随国学大师柳诒徵。“五四”时期，为了纠激进西 化派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之偏，柳诒徵等创办《学衡》杂志，鼓吹“昌明国粹，融化新知 ”、“维护传统，慎择西学”。《学衡》杂志停办后，他又在1932年创办了《国风》半 月刊，标榜“本史迹以导政术，基地守以策民瘼，……以隆人格而升国格为主。”（注 ：柳诒徵：《国风半月刊》“发刊词”，第1卷第1期。）仍以发掘优秀的传统文化，培 植国人的民族精神为宗旨。他认为：“治历史者，职在综合人类过去时代复杂之事实， 推求其因果而为之解析，以昭示来兹，舍此无所谓史学也。”而研治中国历史，就在于 “明吾民独造之真际”。（注：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绪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 版社1998年版。）柳诒徵强调民族文化对培养国民爱国精神的重要意义，“讲国学必先 讲史学”，通过对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可以知道中国的伟大和可爱之处，从而增强我 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显然，学衡派的史学思想与世纪初的国粹主义史学并无二致 ，而缪凤林就是在柳诒徵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熏陶中成长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