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隋唐五代年表
    向来学者评论这本断代史教材是事实交代清楚，内容提纲挈领，全书线索清晰，文笔清新流畅。这些都没有错。但是，从史学史的角度看，这本建国后的第一本断代史教材，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那就是--它属于开创建国后通史及断代史体例的著作之列。新史学对著述体例的要求有其章节体的特点。它与清代以前的著作体式完全不同，是从西方引进的。但是，中国历史著作的章节体特点在解放前并没有完全形成，它是在解放后特别是50年代形成的。杨志玖先生的《隋唐五代史纲要》就是其中的典范之一。
    杨先生在《前言》中说：“我在叙述历史事实时，曾企图加以分析，避免枯燥的罗列现象，但由于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的限制，分析也不免是肤浅的甚至错误的。”这里的所谓分析当然不都是指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的分析，但是，注意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历史现象却是包含在其中的，如《隋唐五代史纲要》对于隋末农民起义和唐末农民起义都给以了较大的关注和较多的篇幅。对于经济史的叙述给以较显著的地位。20世纪初叶，史学界的大师们就在讨论中国通史的编纂体例。但是，大多只能在传统的纪传、编年等框架里打圈圈。比如章太炎拟订的“中国通史略例”分五表、十二典、十纪、二十五别录、九考纪、凡120卷。当时有两种方案，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派主张以典志体（如《通典》）和纪事本末体为新史著的主要体裁；章太炎为代表的一派则主张以纪传体和典志体的结合为新的著述方式。（注：参见方光华《中国思想学术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0页。）30年代邓之诚《中华五千年史》、周谷城《中国通史》当然已经突破了20世纪初设想的那些通史体例。40年代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作已经从内容上引进了新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章节体的著述形式已经代替了旧的历史编纂体例。但是，即使是章节体，也各有不同。例如，与杨志玖先生的书或前或后出版的岑仲勉《隋唐史》、吕思勉《隋唐五代史》，其学术份量自然在杨著之上，著述体例也各有特点，但是，与杨志玖先生的《纲要》相比，后者的体例更受欢迎也是事实。杨先生的所谓教科书模式实际上也影响到后来的著作者。例如，1975年出版的韩国磐先生的《隋唐五代史纲》（人民出版社），篇幅和内容都较杨志玖先生的《纲要》为繁富，但是，其所分设的分篇，一望便知与杨志玖先生的《纲要》一致（注：韩著的五篇分别是：统一南北的隋朝、强盛的唐朝、安史乱后的唐朝、黄巢起义和五代封建割据、隋唐五代的文化。）。实际上，即使是今天讲隋唐五代史无非也是五大版块：隋朝；唐朝前期；唐朝后期；晚唐五代；思想文化。由此可见，杨志玖先生的《隋唐五代史纲要》的教科书体例对于我国隋唐史学科的建设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三
    《隋唐五代史纲要》还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学习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一个尝试和例证。为此，我们要从《隋唐五代史纲要》的作者这一代人的特点说起。
    时代的剧变给知识分子人生道路的影响往往是后之学人所难以想象的。不仅个人的政治命运会受到严峻的考验，而且学者的治学道路也会因此而改变。学术传统会在这时候发生断裂，而学术脉络却在断裂中蜿蜒前伸。学术史其实也可以看成是学者命运的历史。
    中国近百年来发生的时代剧变有三次，第一次是民国初年；第二次在共和国建立之际；第三次是在最近二、三十年，即所谓新时期。经历了这样三次剧变的人都是民国初年出生，抗战时期求学，解放前后建功立业，文革后焕发出学术第二春，而现在都是髦耋之年的老人。他们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史坛上发挥了巨大的影响，研究这个时期的史学，不能不关注他们。
    晚清时期，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结构受到西方的入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近代中国学术文化受到西方的冲击之大，可以用脱胎换骨来形容。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学术分类被新的学术体系所取代。民国初年出生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童蒙时代的已经不读四书五经，他们接受的是新式教育。这与第一代、第二代史学家已经不一样（注：关于史学家的代际划分详后第四节。）。他们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眼里，虽然被目为“老先生”，是做旧学问的。但是，他们自己看自己，却未必有他们前一辈那样的旧学功底。杨志玖先生对我说过，他读研究生的时候曾经点读过百衲本《元史》，他把《元史本纪考证》抄写在书眉的相应位置，这对他打下元史研究的基本功非常重要。但是，陈寅恪则可以在失明的情况下，仍然熟练地使用《唐书》和《资治通鉴》。吕思勉也通读过几遍二十四史。这一代人的旧学根底显然与其学生辈有深浅的不同。（注：1995年在东北师大召开《中国历史》教材编写会议，谦逊的田余庆教授说，他的古文功底不及周一良先生，周先生当然也不及比他更年长的一辈（我想，比如陈寅恪、陈垣这一辈）。周一良生于1913年，与杨志玖是同辈人。）他们基本上是近代西方史学引入中国以来培养出来的史学家，接受的是新式教育。他们有新的问题意识，有新的写作范式，陈寅恪总结王国维的那三句话是他们治学的圭臬：“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即在学术研究中要做到考古与文献资料互相释证；中文与外文资料互相补证；西方理论、概念与本国历史记载互相参证。1928年创刊的《史语所集刊》上的论文是他们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