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22年，马克斯·韦伯就给族群下了这么个定义：“这样一些由于外貌特征或风俗或两者均相似，或是由于殖民和移民记忆，而怀有一种相信共同起源的主观信念——乃至这种信念对于推动群体形成变得至关重要——的人类群体，如果不是‘氏族’，那么我们就应该称之为‘族群’(ethnische Gruppen)；同样，是否存在客观的共同血缘却是无关紧要的。”①
    按照这个定义，古代中国人和希腊人都算是族群。他们都有能够标识共同血缘的祖先谱系。不过，历史学家并不都像韦伯一样看得这么透，有人就把谱系说的当成真人真事了。能看明白谱系不过是神话的学者，不仅给韦伯的名人名言做了注脚，有的其实还在深刻程度上超过了韦伯。这里选择几位有代表性的古代史家，想比较地看一看他们对古代希腊和中国族群祖先谱系是怎么解释的，并且力图做些适当的评议，希望以此能给有兴趣的人们提供一些关于应该如何研究这个问题的建议。
    一、认祖归宗
    大约成书于公元前580-前520年间的(伪)赫西俄德(Hesiodos)的《名媛录》(Gynaikon Katalogos)讲述了希腊人和非希腊人的诸多祖先谱系，其中有一个是丢卡利翁(Deukalion)和皮拉(Pyrrha)之子希伦的家族谱系：“好战的国王希伦(Hellen)生下了多罗斯(Doros)、克苏托斯(Xouthos)和在马拉战车上作战的爱奥洛斯(Aiolos)”；②“凭借着不死神灵们的意志，克苏托斯娶了拥有可爱容颜的克蕾乌萨(Kreiousa)为爱妻，她是神样的埃莱克透斯(Erekhtheus)的脸颊美丽的女儿，她与他在欢爱中交合生下了阿凯奥斯(Akhaios)、拥有高贵骏马的伊翁(Ion)和容貌俊美的狄奥美黛(Diomede)；”③“爱奥洛斯的孩子有主持正义的国王克莱透斯(Kretheus)和阿塔马斯(Athamas)、诡计多端的西叙佛斯(Sisyphos)、不义的萨尔摩奈乌斯(Salmoneus)和心高气傲的派里埃莱斯(Perieres)”；④“以长矛著称的国王埃吉米奥斯(Aigimios)在宫殿里以力量生下了狄马斯(Dymas)和庞菲洛斯(Pamphylos)”；⑤等等。
    希伦、多罗斯、爱奥洛斯、阿凯奥斯和伊翁分别是希腊人(Hellenes)及其几大次族群多里斯人(Dorieis)、爱奥利斯人(Aioleis)、阿凯亚人(Akhaioi)和伊奥尼亚人(Iones)的所谓“名祖”(eponymous ancestors)。希伦的孙子这一祖先谱系为后来不少古典作家所接受、重述、添加和改动。⑥在希伦的孙辈以下的后裔中，爱奥洛斯的子孙最为繁盛。他们绝大多数都不是族群的名祖，而是诸多城市的英雄祖先。残篇中并未保留下来埃吉米奥斯的父亲的名字，但从后来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Diodoros Sikeliotes)的说法中可以推知他是多罗斯，狄奥多罗斯很可能援引了(伪)赫西奥德的这一谱系。⑦狄马斯和庞菲洛斯则分别是多里斯人内部的部落狄马奈斯人(Dymanes)和庞菲洛伊人(Pamphyloi)的名祖。
    在中国古籍当中，数司马迁《史记》里提供的黄帝家族谱系最为系统。其中所谓“五帝”即黄帝及其后代：“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其二曰昌意……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帝颛顼生子曰穷蝉。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高辛父曰蟜极，蟜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娵訾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⑧
    夏、商、周所谓“三代”的祖先最终也可以追溯至黄帝：“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⑨“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⑩“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初欲弃之，因名曰弃”。(11)
    秦、楚、吴、越这些边缘族群的祖先也被追溯至黄帝的某位后裔：“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12)“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其弟吴回……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13)“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14)“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15)
    这一整套谱系，除了很多是司马迁从《世本》、《五帝德》、《帝系姓》、《诗经》里的《玄鸟》和《生民》、《国语》、《秦纪》等诸多更早的文献中筛选、剪裁和抄录来的以外，里头也不乏他自己新编造的成分，而且他对之进行了系统化书写，从而创造了一个权威的族群祖先谱系正典。(16)
    中国人追溯的族群祖先通常都是统治者，希腊人的这种情况也不少。就上面谈到的希伦及其子孙而言，在《名媛录》里看不出来他们究竟是血缘上的祖先还是统治者。在之后的传世文献中，“批评家”海拉克雷戴斯(Herakleides Kritikos)和科农(Konon)的残篇中明确谈到了他们是血缘上的祖先，(17)但其他很多文献都将他们描述为统治者。从“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这一说法和舜的祖先被说成是“自从穷蝉以至帝舜，皆微为庶人”(18)(共5代)来看，黄帝不仅仅是各统治者的祖先，他至少也被视为族群中某些——如果不是全部——普通人口的血缘祖先。
    与希腊人不同的是，中国人缺乏名祖谱系的传统，族群与祖先之间并无名称上的联系。而且，中国人追溯的祖先往往拥有不止一个名号，族称也因祖先时代的更替而改变。司马迁曾对这一点做解释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19)如果将司马迁所说的“姓”和“国号”转译为现代人类学术语，两者大体可以等同于“族群”(ethnos，ethnie，ethnic group等)和“族称”(ethnonym)。那么，“同姓而异其国号”，实际上是在说同一族群更改族称。为什么要更改呢?这的确是个令人困惑但又需要解释的问题。对此司马迁只提供了一个简单的乃至显得有点敷衍了事的答案：“以章明德”。也许面对着谱系传说中诸多别名并存的复杂情况，司马迁也不知所措。
    族群更改族称的情况在希腊人的祖先谱系中也很常见，但他们在不少时候都将其解释为出于名祖的原因。例如，修昔底德说，在丢卡利翁之子希伦之前，“希腊”(Hellas)这个名称还根本不存在，各地都按照皮拉斯基人(Pelasgoi)和其他族群(ethne)的名称来命名；当希伦和他的孩子们在弗提奥蒂斯(Phthiotis)强大起来后，应邀去援助其他城邦，越来越多与他们交往的人才开始被叫做“希腊人”。(20)再如，希罗多德讲道，当皮拉斯基人占据后来叫做“希腊”的地方时，雅典人就是名为“克拉那奥伊人”(Kranaoi)的皮拉斯基人；在国王凯克罗普斯(Kekrops)的时代，他们被称为“凯克罗皮戴人”(Kekropidai)；当王权传至埃莱克透斯(Erekhtheus)时，他们又更名为“雅典人”；当克苏托斯之子伊翁成为雅典统帅的时候，他们又从他那里得名“伊奥尼亚人”。(21)得名于名祖这种解释模式，倒是很直白，看起来也更有逻辑性，但这样的名祖太多了(甚至多到诸多外族都有源于希腊英雄血统的名祖!)，是不是也让我们怀疑希腊人的族群祖先谱系更虚假?而希腊人的虚假就能意味着中国人作为黄帝子孙的历史叙事更为真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