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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和希腊族群祖先谱系研究方法述评(5)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中国社会科学网 徐晓旭 参加讨论

在这部书里他提出,华夏的形成,包括两个相关的过程。一是各族群强调和修改本身的族源历史,以与其他族群相结合,并由共同的族号来宣称新的族群范围,以此产生族群自我意识。这个过程大致发生在西周和春秋时期。这时黄河、长江中下游各人群当中出现共同自称,即华、夏、华夏或中国,其起源传说中出现共同的族源,如帝喾、黄帝。另一过程是在人群当中产生强化族群边缘的异族意识。族群自我意识的产生,不只是由内部各族群凝聚而成,更重要的是需要外部敌对力量来促进。异族意识和族群自我意识是一体的两面,也产生在西周春秋之间。在克商之前,以周人为首的“西土之人”中应该包含了“戎”。周室东迁、秦人的华夏化和驱戎,消除了华夏与戎之间最后的模糊界限。“戎”完全成为野蛮人的代名词,华夏西方族群边界也至此完全建立。形成后的华夏边缘,也随着华夏的扩张,逐步向西、向南扩张。华夏边缘的扩张包括两个同时并进的过程:一是华夏重新定义谁是异族,另一是原来的非华夏假借华夏祖源而成为华夏。正是因为这样的过程,战国至东汉时期,华夏心目中“羌”(西方非华夏)的概念不断向西推移。同样,春秋时期华夏东南边缘的吴国王室,假借一个华夏的族源记忆即“太伯奔吴”成为了华夏。(50)
    在他另外一本专门讨论祖先谱系的专著《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2006年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初版)当中,王明珂着力研究的是他在《华夏边缘》边缘中着墨不多的“华夏”如何借一个共同祖源来凝聚的问题。他将祖先分为“弟兄祖先”和“英雄祖先”两类,认为两类祖先的故事都是特定“历史心性”下的产物,均是一种“历史”,这种“历史”是被人们记忆、回忆、书写、述说、争论的“过去”。(51)他对华夏祖先谱系的产生和系统化书写的解释是:春秋战国时期,在北方畜牧化人群(戎狄)的经济生态压力下,南方华夏各国知识精英提出多种诸夏起源之说,以期将各地部族(诸夏)凝聚为一个整体。其中一个历史建构方案为,将炎帝和黄帝当作源始的两“兄弟”,来结合以他们为始祖的各部族。最后黄帝成为打败炎帝的“英雄”成为主流讲述。司马迁《史记》里的祖先谱系文本是在帝国的情境中生成的。它不仅使“黄帝为华夏共祖”成为典范历史,也确立了“英雄祖先历史心性”在中国历史叙事文化中的核心地位。(52)
    华夏祖先谱系书写与边缘族群之间的互动更是他关注的对象。他指出,在英雄祖先的历史心性之下,华夏不只相信自身源于一个“英雄祖先”,而且经常认为华夏边缘人群也是“英雄祖先”的后裔,如此造成一个可扩张的华夏边缘。在华夏与其边缘人群的交往互动中,与“族群起源”有关的社会记忆受到双方的关怀,也成为叙述和争论的焦点。在叙述和争论中,“历史”成为“神话”,或者“神话”被写成“历史”。汉晋时期蜀人即接受黄帝为古蜀王族的祖先,改写自己的“历史”。《史记》及稍晚的正史中常有“英雄徙边记”模式的历史叙事,即讲述一个英雄自华夏远走边陲,成为当地人群的开化者和英雄祖先。这样的故事有箕子王朝鲜、太伯奔吴、庄蹻王滇、无弋爰剑奔于西羌。华夏用这些故事来表达他们对东北的朝鲜、东南的句吴、西南的滇国、西北羌人等四方边缘人群的印象,也借此来刻画其心目中性质不同的华夏边缘。而这些边缘人群对此有着不同的回应。(53)
    到这里,我们已经看了不少霍尔和王明珂的观点了。他们对族群谱系的解释都有着充分的理论铺垫,当然也很深刻。不过,还是让我们再回到顾颉刚那里看看吧。顾颉刚没有搭建什么长篇大论的理论框架,可他简洁而素朴的解释也深具当今人类学理论之神髓。这是发表于1935年的一篇文章里的一段论述(里头暗指到了日本的侵略):“现在我们的邻邦要用最刻毒的手段来消灭我们的民族,然而嘴里唱的还是‘同文同种,共存共荣’一类的甜蜜的口号。战国时的帝国主义者何尝不是如此。他们为要消灭许多小部族,就利用了同种的话来打破各方面的种族主义。本来楚的祖是祝融,到这时改为帝高阳颛顼了。本来秦是玄鸟陨卵,女修吞而生子的,到这时也是颛顼的苗裔了。赵祖非子,非子也是女修之后,秦合赵就同祖了。本来越是纯粹南方部族,和诸夏没有丝毫关系的,到这时也是禹的子孙了。本来匈奴在极北,越在极南,无论如何联不起来的,到这时都成了夏的后裔了。禹是被称为颛顼之孙的,那么越和匈奴也同祖了颛顼了。田齐自称舜后而舜是颛顼的六世孙,他们也就与秦、赵、楚、越、匈奴为一个系统下的分支了。这几个有名的国家如此,许多被并的小民族当然都熔化于一炉了。”(54)
    到现在,我们突然发现,走了一圈儿,又回到了起点,回到了二三十年代的疑古时代。可国内的中国上古史学界却在呐喊要“走出疑古时代”呢!不过,再看看古希腊史学界,却走了一个相反的旅程:很少有人抱着历史实证主义了,倒是很多人在使用后现代主义和工具主义。其实,只是名词有别。换成他们的词儿,顾颉刚也就是后现代主义者和工具主义者了。是顾颉刚超前呢,还是我们倒退了呢?
    注释:
    ①Max Weber,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Tübingen: Verlag von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1922, S. 219.
    ②[Hesiodos], fr. 9 Merkelbach-West:
    


    


    


    ⑥Herodotos, Historiai 1. 56, 7. 94, 8. 44; Hellanikos, 4 FGrH 125; Euripides, Ion 57-75, 1589-1594; Thoukydides, Historiai 1. 3. 1-4; Herakleides Kritikos, fr. 3. 2 Pfister; [Apollodoros], Bibliotheke 1. 7. 2-3; Konon, 26 FGrH 1. 27; Strabon, Geographika 8. 7. 1; Pausanias, Hellados periegesis 7. 1. 1-7. 2. 1.
    ⑦Diodoros Sikeliotes, Historike Bibliotheke 4. 58. 6.
    ⑧《史记》卷1,《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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